尚权研究SHANGQUAN RESEARCH

迪力亚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尚权电子证据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翻译的能量不守恒

仿佛只要会思考，思考得稍微深一点（哪怕肤浅如我），就会和自己对话：对话的一端，即载体，是语言；对话的另一端是思想。有点左右手互搏的意思，很热闹但毫无结果--因为我的语言不可能超过我的思想，而我的思想也不能用合适的方式逾越我的语言。同样贫瘠的土地无法生长出玫瑰。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句话被广泛译为“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这是差强人意的翻译又是恰如其分的翻译，我憎恨翻译，更憎恨越不过巴别塔的自己。

我们不得不承认，语言在转译过程中会塑造，重塑造，甚至扭曲世界观，不仅如此还会制造出新的世界。在古埃及文明中，人们将海洋命名为“‌w3d-wr‌”，翻译过来就是“伟大的绿色”（一说，“绿色的伟大”），这种诗意的翻译却有实际的生产力：一，拟制颜色。他们将蓝色拟制为绿色，增加亲近感，降低疏离感（恐惧感），因为在沙漠中绿色无疑是最美的颜色；二，塑造伟大。埃及横跨亚非两大洲，东西两面均为沙漠（占比90%以上），虽有红海、地中海、尼罗河等水系，但相比傍身的沙漠，水依然陌生，所以与其恐惧不如赞美。三，制造新世界。古埃及对“伟大的绿色”的向往以及人类刻在基因里的求知欲开启了航海时代的篇章，固守沙漠的国度毅然决然地拓展向海洋，并由海洋伸展向广阔的贸易世界。

语言在向外扩展世界的同时也会向内改变人们对时间、自我、环境（客体）的认知。英语中有八大基本时态，而中文并无时态语言系统，而是依靠时间词和语境的协助。“I have lived in Beijing for ten years.”错误的翻译为：我在北京住过10年。（我现在不在北京住）；但正确的翻译应当是：我在北京住了10年。（我现在还在北京）。这样的错误翻译不胜枚举。

俄译相较英语更为复杂，除了时态的规制还有“二体”，“六格”，曾经和俄语翻译朋友聊起俄翻中的趣事，他提到将俄语小说翻译成中文极其痛苦，但是如果将俄语小说翻译成英语后再翻译成中文会舒坦很多。俄语在反身代词和无主语句中的翻译是为难点，分别举例：“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错误的翻译为：我们遇到了自己。（挺浪漫的说）；正确的翻译应当是：我们相遇了。“Мне холодно.”错误的翻译为：我冷；正确的翻译应当是：对我来说冷。

日语是最近在学习的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差，某种程度上甚至感受到语言对“自我”的“贬低”。在“以我为主“的话语体系滋养下成长的个体，遇到不是“以我为主”的语境后，语言的折算显得些许粗鲁、突兀，在惊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同时，举一个很大众的例子。“我打不开瓶子”，这是例子本体，中文的意思是：我的个人能力打不开瓶子；将例子翻译成日语变成：“キャップが開かない”，这句话在翻译成日语的过程中变成了“瓶子打不开”。瞧！我和你，我和他/她/它，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微妙差距，在这句短小的例子中拉出了巨大的思想鸿沟。

二、寻找天使的精确性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边界，博尔赫斯浪漫地提出天使的精确性。既然语言翻译的过程有这样或那样的熵增熵减，那么如何寻求精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舍弃语言，用符号去代替语言：物理学，乐谱，大众符号。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对E=mc2有别的理解，就像拿着《欢乐颂》的五线谱不会有人弹出《十一月的肖邦》。突然想起一个例子，该案例与符号有关，但更进阶，即，文字异化为符号，而符号在印刷资本主义下全球化，成为通识。

和朋友在街上遇到商场大写的“SALE”，没有在意，但听到他默默在读“萨利，萨利”，便问，在读什么？回答说“萨利”呀，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不读“萨利”，读sale，他也笑了。但，须知，读错或者不会读毫不影响他理解这红色的大字代表的意义。此刻文字不再是文字，或者已经超越了文字，它作为符号给文明世界赋予了意义。

据统计，世界上有5000-7000种语言，它们都有自己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无法被语言本身所描述。符号的确是天使给予的精确，但可惜，天使很忙，不会介入我们翻译太多，我们亦不是仅靠符号就能闭嘴的群体，所以，翻译，转译，使得语言的不完美更加不完美了。

三、庭审中的翻译实践

作为法律工作者，以及更重要的，多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或曰，翻译后的语言在庭审中的应用，有一定说话的资格，不仅如此，也有很多案例予以支持。

为什么说在“庭审中”的应用，因为在新疆办理案件，无论是侦查阶段的《取保候审意见书》，还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不予起诉意见书》，乃至审判阶段的《辩护词》，这些庭下（out-of-court）的案头工作，笔者都会用汉语完成，但须知，在新疆参加少数民族的法庭，必须使用少数民族语言，那么这时，本节主题就要彰显，在庭审全少数民族语言的前提下，涉及很多翻译问题，更深层次，法庭上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表现、表达，一次又一次地在印证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是思想的边界”。

简言之，你看什么书，你就会说出什么话。

具体来看，在办理K市的故意杀人案中，我们就刑讯逼供以及排除非法证据提出意见，援引的法规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等。但是，在维吾尔语官方翻译中，并没有将这些法律规范翻译过来，故在庭审上，我们只能逐字直译，和法官组成“汉语角”，一起探讨法律维汉翻译。但是，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对于同一条法律规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组织起来，可能会形成迥然不同的译制文本。

在办理T市的故意伤害案中，涉及精神鉴定，我们作为辩护人对精神鉴定的整个过程及结论都提出了异议，包括：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过程和方法。与此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比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精神障碍者司法鉴定精神检查规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等。再一次，并没有对应的法律规范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很多诉讼参与人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细则。

在办理A市的危险驾驶案中，质证重点是涉及呼气检测和血液酒精浓度检测，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血样的提取，封存，保存，运输，鉴定，这些程序都有细则规定，比如《道路交通执法人体血液采集技术规范》、《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静脉血液标本采集指南》、《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对于这些法律依据，同样地，并没有翻译好的法律规范，法官感叹：原来酒驾案子律师会抓这么细。

简言之，如果法律规范没有被翻译成少数民族诉讼参与人所使用的语言，而少数民族诉讼参与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学习、掌握、运用既成的汉语版法律规范，那么这份法律规范对于他们来说即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这样一份“不存在的”法律规范就会控制、限制、抑制少数民族诉讼参与人的法律思维，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的哪个阶段，无论是针对案件的程序还是实体。此外，这种限制具备旺盛的生命力，还有强烈的惰性和路径依赖，“只要我不知道，就不存在”，“只要我没看过这个法律规范，它就不重要”，“前面的人也没用过这个法规，我也用不着，现有的规范已经足够了”等等。

如此，“语言是思维的边界”，异化为，翻译是法律的边界。

对于少数民族律人来讲，这个难题是否有办法解决？答案就在那里，因为自沈家本、伍廷芳清末修律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法律人在引进，翻译，一笔一画地推动中国法律的近代化。相比100年前，沈、伍翻译杂乱无章的多国法律，现代汉语的法律规范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是如此规整，干净，所以只消将法律规范翻译做到位即可。

不妨尝试以下几点：一、精确化定义。明确法律术语，减少歧义发生的情况，比如维吾尔语中有些词汇，翻译成汉语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زاكالەت”，翻译成汉语可能是定金也可能是订金。类似的，还有“ھوقۇق”，翻译成汉语可能是权利也可能是权力。二、跨语言比较。学习多语言，经过跨语言比较可以发现单一母语的盲点。这一点不赘述，讲个例子，在南非有11种官方语言，但它们都被语言学家称为“低颜色词语言”群体，因为他们的语言里只有黑色，白色和红色，对于其他颜色，要么采用比喻，如把黄色称为“干草的颜色”，要么如祖鲁语和科萨语借用英语、法语。

四、结语

少数民族语言在庭审中的运用，既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法律规范的翻译，以及对翻译的运用，将左右法律人对法律本体的理解。想起和张明楷老师的对话，问：为什么学习德语？他云淡风轻地说：很多法律概念、罪名，在简体中文世界中不存在。

我始终相信问题的提出比解答更有价值。因为，如果没有思考，就没有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