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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5日，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主题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

本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出席的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共300余人，论坛在线收看累计达9000余人次。

以下是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仁琦在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刘仁琦

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尊敬的尚权律所团队、各位与会代表，大家下午好！

首先要祝贺尚权律师事务所成立二十周年，祝福尚权的刑事辩护专业化道路更加广阔！

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将证据制度的完善作为重点。而证据制度面临的最深刻挑战，除了传统证据规则的修补之外，就是大数据类证据大规模进入刑事诉讼后，控辩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实质的控辩失衡。

我想以“金析为证”为切口，谈谈这个问题。

截至目前，公安部经侦部门围绕金析为证，已出台6项法庭科学技术行业标准，覆盖《法庭科学资金数据获取规程》（GA/T2158-2024）《法庭科学资金数据清洗规程》（GA/T2159-2024）《法庭科学资金数据检验规程》（GA/T2160-2024）《法庭科学非法集资类案件资金数据分析规程》（GA/T2161-2024）《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软件技术要求》（GA/T2327-2025）《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标准体系表》（GA/T2328-2025），还有“规程”或者“标准”正在制定中。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结构性失衡：这6项技术规程或标准，全部指向控方一端的技术操作，它们回答的是如何规范地做金析，却没有解决辩护端的问题——辩方如何查阅原始数据集，如何核验数据清洗规则，如何获取鉴定底层参数，如何申请第三方技术复核。因为，标准体系都是单向度的。而其他大数据类证据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和困境。

由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三重较为常见的辩护困境。其一，选择性摘录，网络犯罪、涉众型犯罪等案件中，侦查机关提取海量聊天记录、服务器数据、数十万条银行流水，移送卷宗时往往只打印、摘抄指控有罪的片段，完整原始数据库和镜像载体不移送，律师只能针对筛选后的截图与表格进行质证；其二，算法暗井，资金分析报告直接用于认定犯罪数额、非法占有目的与赃款流向，但数据清洗的统计阈值、筛选边界、排除规则并不随卷宗开示，辩方既拿不到原始全量流水，也无法核验算法是否存在偏差，质证只能质疑报告形式，无法挑战结论生成逻辑；其三，数据倾倒，案件以数百G电子数据交付辩方，形式上完成了开示义务，但律师缺乏技术工具与人员，客观上不可能完成完整校验，平等武装在纸面上成立，在现实中落空。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证据法学理论的深层问题，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控辩平等的冲击。律师传统的辩护方式主要依赖阅卷权、会见权等程序性权利。但在数字证据场景下，平等武装已经升级为数据获取权与技术质证权的双重结构。现行证据规则建立在纸质卷宗与可感知物证的基础之上，当证据的生成逻辑掌握在算法手中、当证据以分析报告的形式被纸面化时，控辩平等就失去了基础，我想，这是刑事诉讼法修改证据制度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为此，我提出三点修法方向的思考。

第一，从鉴真规则走向全链条可解释规则。传统电子数据规则侧重扣押、封存、提取笔录等形式的鉴真。但大数据与算法生成的证据，其真实性不仅取决于保管链条，更取决于算法逻辑、样本选取与清洗规则。刑事诉讼法修改应配套构建双重审查标准：一重是传统保管链条鉴真，另一重是算法规则的可解释性审查，尤其是关于数据来源、筛选条件与误差边界说明等相关内容必须齐全。

第二，构建数字证据的分层开示规则。立法应区分摘要摘录材料与原始镜像数据，明确辩方有权申请查阅、复制原始电子数据载体；对海量数据，应当配套提供检索工具与必要技术条件，而非简单交付硬盘；同时设置保密令机制：算法与源代码涉及商业秘密，可不直接向辩方公开，但应由法院指定第三方技术专家，在保密状态下完成技术核验，将核验意见提交法庭。

第三，明确技术分析材料的证据边界。资金分析等鉴定意见只应解决专门性事实问题，不得越权对法律性质作出判断，切断以鉴代审。

总结而言，证据制度的修改，不能片面追求取证的技术化，还应当同时配置实质化的质证权，以此来纾解控辩双方之间技术不对等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既是庭审实质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证据时代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回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