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尚权职务犯罪研究与辩护部主任

一、引言

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项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然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这一标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中国刑事诉讼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所谓印证证明，就是要求认定案件事实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证据，其证明内容相互支持、具有同一指向，排除了自身矛盾以及彼此间矛盾，由此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证明结构。

印证证明模式有其良善的初衷：禁止孤证定案，追求客观真实。它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适应中国刑事司法审判实际，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然而，正如学者所批判的，印证证明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将或然性经验法则普适化、忽视正当性程序保障、重视证立而忽视证伪、排斥辩护、限制心证、加剧庭审形式化等缺陷。近年来揭露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表明，印证证明模式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冤错案件的发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造冤错案件的工具。

本文以张国友故意伤害案为分析样本，从印证证明模式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考察该案证据体系中印证关系的形成机制与内在缺陷，揭示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的异化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印证证明模式的规范化路径。之所以选择本案作为分析样本，是因为它集中呈现了印证证明模式的诸多典型问题：口供中心、物证缺失、鉴定意见形式化、合理怀疑虚化、非法证据未予排除——这些问题的叠加，使得一个证据链断裂的案件在形式上满足了“相互印证”的要求。

二、印证证明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

（一）印证证明模式的基本构造

印证证明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强调证据之间的“外部性”而非“内省性”。它要求司法人员在使用证据认定事实时不应反求于内心，而应当始终盯住客观证据之间的关系。如果将“证据确实、充分”区分为“证据确实”与“证据充分”两项基本指标，那么“证据确实”即证据的真实可靠，必须通过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来确认；而“证据充分”即凭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更须有多个证据且其所含信息内容具有同一指向。

印证证明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非直接和非言词的审理方式、审理与判定的分离、重复的事实审理需要案件在书面上的可检验性与印证性，共同塑造了这一证明模式。在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下，案卷笔录成为审判的主要依据，证据的审查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书面材料的比对——这天然地导向了对“相互印证”的追求。

（二）印证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在印证证明模式下，证据相互印证几乎等同于“证据确实、充分”。这种等同带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印证被从证据分析方法异化为证明标准本身。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印证化是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直接要求和体现，其掩盖了事实认定过程的主观性，扭曲了印证证据分析方法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虚化了证明标准的制度功能。

从规范层面看，“证据确实、充分”与“相互印证”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证据确实、充分”是证明标准，是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主观确信程度；“相互印证”是证据分析方法，是裁判者用以检验证据真实性、判断证据证明力的一种手段。将手段等同于标准，必然导致证明过程的机械化和形式化。

（三）印证证明模式的制度功能与潜在风险

印证证明模式的制度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证据之间的相互校验，降低单个证据失真的风险；其二，通过要求多个证据指向同一事实，防止仅凭孤证定案。这些功能对于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印证证明模式也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风险。当印证被机械地理解为证据数量的简单叠加，当“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被简化为“有多个证据说同样的话”，印证就从保障真实的手段变成了制造“表面真实”的工具。尤其是在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下，侦查机关以口供为中心构建有罪证据，再通过其他证据与口供的“相互印证”来固化指控。这种印证是“先定后证”的结果，而非“由证到印”的自然结论。

三、口供中心主义：印证体系的根基脆弱

（一）口供在印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在印证证明模式下，口供占据着枢纽地位。口供不但在证明犯罪主观方面具有比较性优势，能够最大程度还原案件事实，同时也是侦查人员获取其他证据、锁定犯罪行为的重要线索。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往往成为侦查机关“拿下案件”的分水岭。

张国友案完整呈现了这一逻辑。侦查机关于2009年7月19日将张国友抓获，但直至7月24日才获得其第一份有罪供述。在此之前的五次讯问（6月17日一次、7月19日一次、7月20日一次、7月22日一次、7月24日一次）中，张国友均作无罪辩解。有罪供述一旦获得，侦查机关便以此为中心构建指控证据体系：以口供描述作案工具（“白色卡簧刀，打开之后全长能有25厘米左右，是单面刃的”），以口供描述作案过程（“我从上衣的右下插兜内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卡簧刀，拿在右手里乱挡”），再以尸检报告、证人证言等与口供“相互印证”。

这种以口供为中心的印证体系，其根基建立在最不稳定的证据类型之上。口供的主观性、易受干扰性和不确定性是其客观性受质疑的根本原因。一旦口供的合法性或真实性受到挑战，整个印证体系便面临崩塌的危险。

（二）口供合法性的双重危机

张国友案的口供面临合法性与真实性的双重危机。

合法性危机表现为刑讯逼供的客观线索。张国友当庭及申诉中均坚称有罪供述系遭刑讯逼供所得。入所体检表无监所医生签字、收押人签字为同一人笔迹，无法证明入所时身体状况。更严重的是，张国友于2009年7月19日被拘留，但首次有罪供述直至7月24日才形成——且并非在看守所，而是在公安机关控制下形成。7月26日（已被拘留一周后）仍被提押至公安局签收搜查证并被搜身，充分说明其人身自由被长期非法控制于侦查机关。杨某艳的证言同样在非法拘禁状态下取得——其被以包庇罪刑事拘留却始终未送看守所，而是关押在公安局办公室内。高院法官苏某图在2010年7月6日电话询问杨某艳时，其明确陈述“一直待在后旗公安局值班室和刑警大队王某成办公室，从未羁押到看守所”。

真实性危机表现为口供内容的逐步“完善”。张国友从最初的不在场辩解（6月17日、7月19日），到“需要时间稳定情绪”（7月20日），再到详细描述刀具细节（7月22日），最后到完整供述作案过程（7月24日）。这种逐步“完善”的过程，高度符合被诱导、指供的特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友的有罪供述与关键目击证人霍某春在2009年3月12日案发后第一时间描述的嫌疑人特征（“长脸、身高1米75、穿皮衣服”）存在明显矛盾——张国友非长脸，也非皮衣。这说明有罪供述很可能是在得知证人证言内容后进行的趋同性修改。

（三）虚假印证的生成机制

当口供本身是非法取得的，以口供为中心构建的印证体系必然是虚假的印证。张国友案揭示了虚假印证的典型生成机制：侦查机关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再以口供为线索搜集或“完善”其他证据，最后以其他证据与口供的“相互印证”来固化指控。

这种虚假印证在实践中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从表面上看，口供与尸检报告“印证”（都指向刀伤）、口供与证人证言“印证”（都描述了打架过程）、口供与现场勘查“印证”（都指向案发现场）——但所有这些“印证”都是围绕着非法取得的口供构建的，一旦口供被排除，整个印证体系便轰然倒塌。

四、物证缺位：印证链条的结构性断裂

（一）“无锚之印”的证据困境

印证证明模式要求证据之间相互支持、彼此吻合，但这种支持与吻合必须建立在客观、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如果定案证据自身不可靠，以之为基础形成的印证显然属于虚假印证。在张国友案中，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客观性证据能将张国友与加害行为联系起来。

作案工具完全缺失。致被害人死亡的“卡簧刀”始终未能找到。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称被丢弃于吉林省双辽市那木斯乡境内、多次查找未果——但双辽市境内只有一个那木乡，根本不存在“那木斯乡”。这一地理名称的错误，使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更添疑问。卡簧刀这一关键物证的缺失，直接导致致伤工具无法锁定，违反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关键物证必须全面收集的强制性要求。

生物痕迹全面缺失。DNA检验报告显示：电瓶车手把未检出STR分型；张国友绿色上衣、蓝色休闲裤上的可疑血迹经鉴定为其本人所有；现场十二处血迹、被害人衣物上的血迹经DNA检验全部为被害人包某亮所留。换言之，在关键的作案工具（电瓶车、刀具、衣物）上，没有任何被害人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被告人的痕迹转移到被害人身上。这完全不符合持刀伤人后血迹喷溅、接触转移的基本物理规律。

现场痕迹完全缺失。现场勘查笔录未提取张国友血迹、指纹、毛发、脚印及电瓶车轮胎印痕。张国友住处未搜出涉案电瓶车。

（二）客观证据与言词证据的结构性矛盾

在物证全面缺失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赖以定罪的唯一“客观”证据是尸检报告——而尸检报告恰恰与言词证据存在结构性矛盾。

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包某亮背部左肩关节背侧有一处4.5×1.5cm创口。根据霍某春、付某忠的证词，包某亮是在倒地后被刺。但倒地者无法以仰卧或俯卧姿态刺伤站立者背部肩关节——这一物理上的不可能性直接否定张国友作案可能性。按照张国友最后一次有罪供述的描述，“他俩将我摔倒在停车北侧的空地上……我从上衣的右下插兜内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卡簧刀，拿在右手里乱挡，我感觉在抵挡中，手中的刀扎在一个人的腿上了”——这一供述与霍某春、杨某的证词明显不能印证。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与尸检报告在伤口部位与受伤经过上无法吻合。

（三）物证缺位对印证模式的根本挑战

物证缺位对印证模式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在缺乏客观性证据的情况下，所谓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只能是言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而这种印证的价值极为有限。言词证据本身具有主观性、易受干扰性和不确定性。当多个言词证据“相互印证”时，这种印证可能只是共同错误、共同虚假或共同受诱导的结果，而非事实真相的反映。

张国友案中，原审判决依赖的言词证据体系极不稳定。关键目击证人杨某在2009年11月13日的辨认程序中未能辨认出张国友。霍某春首次笔录描述嫌疑人“长脸、1.75米、穿皮衣”，与张国友特征不符；但在后续多次笔录中，其描述逐渐变为“长方脸、1.70米以上”，且声称“认识张国友五六年”——但最初却说“从未见过”。这种从“不认识、特征不符”到“认识、特征趋同”的根本性转变，显系受到外界影响后的记忆修改或有意迎合。

杨某的证言同样前后矛盾：从最初声称能认出司机，到“没看清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从描述车辆特征（绿色、白棚、粉色座套），到辨认时无法指认张国友。付旭忠的两次证言关于停车与观看到打架之先后顺序、是否看清踢打行为等细节前后不一。

当关键证人均无法稳定指认被告人，当证言内容前后矛盾且彼此冲突，当客观性证据全面缺失——所谓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过是一句空话。

五、鉴定意见的形式化：印证功能的结构性缺陷

（一）鉴定意见在印证体系中的角色异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种类名称的改变，表明鉴定意见同其他证据一样，并不具有更高的证明价值。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往往被赋予过高的证明力，成为印证体系中“不可动摇”的一环。

张国友案中，鉴定意见在印证体系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DNA鉴定意见被用来“印证”张国友与案件的关联；另一方面，同一批鉴定意见又恰恰证明张国友与案件无关——这种矛盾被原审判决选择性地忽略了。

（二）DNA鉴定的证明力边界

DNA鉴定在本案中的证明价值极为有限，甚至更倾向于排除张国友的嫌疑。具体而言：送检的包某亮衣服、裤子、鞋上的血迹及现场十二处血迹，DNA检验结果均极强力支持为包某亮所留——这些鉴定意见仅能证明被害人确实在案发现场出血，不能证明加害人是谁。张国友衣物上可疑血迹经鉴定为其本人所有——这一结论与“张国友持刀捅刺被害人”之指控无法形成闭环印证。恰恰相反，它提示张国友在被控制期间可能遭受了创伤。电瓶车手把未检出STR分型——这意味着在关键接触面上没有任何生物信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张国友的作案嫌疑。

DNA鉴定的证明力边界在于：它只能回答“是谁的血”，不能回答“谁造成了伤害”。当DNA鉴定不能将被告人与被害人、作案工具、案发现场联系起来时，它在印证体系中的价值便极为有限。

（三）程序违法对鉴定意见证据资格的消解

张国友案中的鉴定意见还面临程序违法的质疑。公物证鉴字〔2009〕4484号、5991号物证检验报告显示，2009年9月2日送检的张国友绿色上衣、蓝色休闲裤上可疑血迹为其本人所有。但送检时间距案发已近六个月，距张国友被抓获已逾一个半月。如此严重的迟滞，违反了《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十六条关于生物检材及时送检之强制时限。

更值得关注的是心理分析报告。该报告出具时间为2009年7月24日，晚于立案时间四个月；报告无鉴定机构公章。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四十七条，鉴定文书必须具备法定形式——无公章的鉴定文书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然而，这份不具备证据能力的心理分析报告，却被用作“锁定”张国友嫌疑的依据之一。

（四）“印证”的循环论证

在张国友案中，鉴定意见与口供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论证：口供描述了作案工具和作案过程；尸检报告确认了刀伤的存在和死因；DNA鉴定排除了其他人血迹的干扰——于是三者“相互印证”，共同指向张国友。然而，这种“印证”的逻辑是：因为张国友供述了持刀伤人，所以尸检报告中的刀伤就是张国友造成的；因为尸检报告显示刀伤存在，所以张国友的供述就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而非真正的相互印证。

六、“合理怀疑”的虚化：证明标准的异化

（一）印证对合理怀疑的遮蔽

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以解释、界定“证据确实、充分”。然而在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合理怀疑”往往被虚化。当证据之间形成“相互印证”时，裁判者便倾向于认为已经“排除合理怀疑”——而不去追问：这些“相互印证”的证据本身是否可靠？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

张国友案中，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但均未被原审认真对待。

作案时间的合理怀疑。杨某称上车时间为18:20左右。但通话记录显示张国友于18:12在距现场1.6公里外与杨某艳通话23秒。大山超市与政府宾馆直线距离1.6公里，驾车需3分钟，骑行需8分钟。张国友不可能在通话后8分钟内出现在1.6公里外的案发现场——这一时间上的不可能性，本应是强有力的无罪证据，却被原审忽略。

作案工具的合理怀疑。卡簧刀始终未找到。公安机关称被丢弃于“吉林省双辽市那木斯乡”——但该地名根本不存在。物证缺失本身即构成合理怀疑：如果张国友确实持刀伤人，刀在哪里？

生物痕迹的合理怀疑。张国友衣物上无被害人血迹。电瓶车手把无被害人DNA。现场十二处血迹均与张国友无关。如果张国友持刀捅刺被害人致其腘动脉破裂大出血，为何没有任何血迹转移到张国友身上或电瓶车上？这严重违背物理规律，构成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证人辨认的合理怀疑。关键目击证人杨某未能辨认出张国友。霍某春与张国友相识五年，却称“从未见过”司机。霍某春最初描述的嫌疑人特征（长脸、1.75米、皮衣）与张国友不符。如果张国友就是凶手，为何最熟悉他的目击证人认不出他？

他人作案的可能性。霍某春最初描述的“长脸、皮衣”嫌疑人是谁？为何杨某在案发当晚即到张国友家中确认其电瓶车非涉案车辆？这些问题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合理怀疑：可能存在另一个司机、另一辆电瓶车。

（二）合理怀疑的虚化机制

合理怀疑在张国友案中被虚化，主要源于以下机制：

第一，印证优先于怀疑。当口供与尸检报告“相互印证”、口供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时，裁判者便认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而不去追问这些“印证”是否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印证成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替代品，而非检验合理怀疑是否成立的手段。

第二，辩护意见的形式化处理。张国友在两次庭审中均陈述遭受刑讯逼供，但原审仅以“看守所体检无异常”“同监舍人员未发现伤痕”为由不予采信。法庭未对刑讯逼供的指控进行调查核实，未要求侦查机关就伤情成因作出说明。辩护意见被记录在案，却未在判决中得到实质性回应。

第三，证明责任的不当转移。当辩方提出合理怀疑时，原审判决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辩方——要求辩方证明刑讯逼供确实发生、证明存在另一个嫌疑人。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辩方只需提出合理怀疑，使案件事实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三）合理怀疑的规范功能

“排除合理怀疑”的规范功能在于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划定界限。它不是要求排除一切怀疑（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排除“合理”的怀疑——即基于证据、逻辑和经验法则的、有根据的怀疑。在张国友案中，上述怀疑均基于在案证据（通话记录、DNA鉴定、辨认笔录等）和基本逻辑（时间不可能、物理不可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这些合理怀疑未被排除，意味着案件事实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七、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困境与印证模式的规范回归

（一）非法证据对印证体系的腐蚀

非法证据对印证体系的腐蚀是根本性的。当非法证据被纳入印证体系，它不仅自身不可靠，还会“污染”与之“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在张国友案中，非法取得的口供成为整个印证体系的核心——口供描述了作案工具、作案过程，再以尸检报告、证人证言与之“印证”。一旦口供被排除，整个印证体系便失去了根基。

然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张国友案中未能有效运作。张国友在两次庭审中均提出刑讯逼供的指控，并提供了具体线索：刑讯人员姓名（安某山等人）、刑讯方式（棍棒击头、坐审讯椅禁眠、盐水泡脚、大头针刺扎）、刑讯地点（某地公安局家属楼二楼）、刑讯后果（面部外伤、衣服上的血迹、额部肿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司法解释，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张国友提供的已经构成“相关线索”——具体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法庭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然而，原审法院未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二）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的张力

张国友案凸显了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之间的深层张力。在印证证明模式下，实体真实被置于优先地位——只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似乎就足以认定事实，而不必追问这些证据是如何取得的。这种立场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非法取得的证据不仅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其本身也不可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其真实性天然存疑——一个人在被殴打、威胁的情况下，会说出任何能够让殴打停止的话。

（三）印证模式的规范回归

张国友案的教训表明，印证证明模式的规范化运行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以单个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为前提。“证据之间相互印证”需要以单个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相关性为前提条件。如果单个证据本身是非法取得的，它所参与的“印证”就是虚假的印证。因此，非法证据排除应当优先于印证分析——只有在确认证据合法取得之后，才能进行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

第二，以客观性证据为骨架。印证体系不能建立在口供这一最不稳定的证据类型之上。客观性证据（物证、书证、鉴定意见等）应当成为印证体系的骨架，言词证据只能起到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据发生矛盾时，应当优先采信客观性证据。

第三，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底线。印证是证据分析方法，而非证明标准本身。即使证据之间形成“相互印证”，如果仍然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成为印证分析的终点和底线，而非可以被印证替代的形式要件。

八、结语

张国友故意伤害案是一个缩影，集中呈现了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的异化形态：以非法取得的口供为中心构建印证体系，在关键物证全面缺失的情况下以言词证据的“相互印证”定罪，在合理怀疑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以“印证已经完成”为由拒绝审慎判断。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印证证明模式的初衷是好的——通过证据之间的相互校验来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但当印证沦为形式化的“数字游戏”，当“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被简化为“有多个证据说同样的话”，当非法证据借印证之名进入裁判依据，印证就从发现真实的工具异化为制造冤错的帮凶。

印证证明模式的规范化运行，需要回归其作为证据分析方法的本来定位，需要以单个证据的合法性审查为前提，以客观性证据为骨架，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底线。唯有如此，印证才能成为发现真实的可靠路径，而非制造冤错的便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