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研究SHANGQUAN RESEARCH

梁超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尚权经济犯罪研究与辩护部副主任

一、制度障碍：现行法律框架与程序设计的限制

1. 法律条文的原则性与实操空白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34条），但仅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会见嫌疑人”，未赋予“讯问在场权”。

关键条款如第50条禁止刑讯逼供，但缺乏“律师在场”这一具体程序保障，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在侦查阶段难以事前预防，只能事后救济。

2. 侦查程序职权主义模式的制约

中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以“公权力主导”为特征，《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讯问由侦查机关“主持”，律师介入被视为对侦查效率的潜在干扰。

对比西方“控辩平衡”模式，我国法律未明确律师在场权与侦查权的优先级，导致制度设计上缺乏“权利制衡权力”的机制。

3. 配套制度衔接不足

值班律师制度定位模糊：《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但未明确其在讯问中可以“在场提供法律帮助”，易沦为“形式化见证”。

证据规则不匹配：未建立“律师不在场讯问所得证据效力待定”的规则，导致侦查机关缺乏主动保障在场权的动力。

二、现实障碍：司法实践与资源配置的矛盾

1. 侦查机关的效率顾虑与观念冲突

实务中，侦查机关倾向于“封闭讯问”以提升破案效率，尤其对团伙犯罪、重大案件，担心律师在场可能影响证据收集（如嫌疑人翻供、串供风险）。

部分办案人员对“程序正义”的认知仍滞后，将律师在场视为“束缚侦查权”，而非“规范取证”的助力。

2. 律师资源分布不均与执业风险

中西部地区律师数量不足：据司法部数据，2023年全国律师超67万人，但80%集中在东部省市，基层司法机关辖区内可能出现“律师在场权无法落实”的情况（如偏远地区嫌疑人难以及时获得律师协助）。

执业安全隐患：侦查阶段律师在场可能触及侦查机关敏感领域，部分地区存在律师因“监督取证”被刁难、甚至被追究“妨碍公务”的潜在风险（尽管《刑事诉讼法》第44条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3. 司法成本激增：若全面推行律师在场制度，侦查机关需为每次讯问协调律师时间，尤其对日均讯问量较大的基层公安机关（如刑侦、经侦部门），可能导致案件办理周期延长。

三、深层理念障碍：传统司法文化与现代权利意识的碰撞

1. “打击犯罪优先”的思维惯性

长期以来，刑事司法实践侧重“惩罚犯罪”，对“权利保障”的重视不足。律师在场权要求侦查机关从“秘密办案”转向“透明程序”，与传统“效率至上”的司法理念存在冲突。

2. 公众认知与制度预期的偏差

普通民众对律师在场权的认知有限，可能将其误解为“给罪犯开绿灯”，而忽视其对防范冤假错案、保障无辜者权利的价值，导致制度推行缺乏广泛的社会共识支撑。

四、对比西方的本土化适配难题

西方律师在场权多建立在“对抗制诉讼”基础上，而中国刑事诉讼仍保留“职权主义”特征，直接移植可能导致制度“水土不服”。例如：

 美国“米兰达规则”以“沉默权”为前提，而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若赋予律师在场权，需同步调整供述义务的法律表述，避免规则冲突。

欧洲国家通过“司法令状”制度限制侦查权，而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机制较弱，律师在场权缺乏中立裁判者的保障，易被架空。

总结：破局方向的思考

尽管存在上述障碍，建立律师在场权仍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可通过“分阶段试点+制度衔接”逐步推进：如先在未成年人案件、重罪案件中强制律师在场，同步完善值班律师派驻机制、优化侦查程序规范，并通过司法案例强化“程序违法证据排除”的倒逼作用，最终实现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落地”的跨越。

来源：梁超刑辩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