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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郭烁教授是好朋友，不存在Battle的问题，我比较赞同他刚才的意见。我们这个环节主题是轻罪犯罪治理与刑事辩护，它戴一个帽子：轻罪时代，这为刑事辩护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大的背景是犯罪圈的扩张，犯罪数量的增长。像醉驾的案件，单单一个醉驾每年为我们贡献了几十万犯罪分子。

犯罪数量在快速增长，而司法人员数量增长缓慢，必然面临着案件与人员数量的失衡问题，这个失衡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虽然犯罪圈扩大，犯罪数量增长，但是我们的治理方式，其实也在调整。比如治理社会，不是说像过去一样过分依赖刑事手段，即使进入刑事司法，出罪机制也在增加。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去适应这个时代，我和郭烁教授讲的不太一样，他刚才讲的比较高大上，非常高端，我讲四个稍微具体一点的问题。

第一，认罪认罚比例极高的情况下，刑事辩护重要的一点是要适应轻罪时代，要提高辩护人的责任心。轻罪时代案件量增长之后，认罪认罚适用比例极高，这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司法资源分配。更多司法资源向不认罪、重罪案件倾斜，向轻罪案件分配的司法资源在下降。以效率为导向的处理机制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通过传统司法内部层层审核、保证案件质量的效果在下降。在这个情况下，要提高案件质量，我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辩护人的工作。

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辩护人要坚持独立辩护，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认罪而放松对办案质量的要求。接受案件时，就应当抱有在合法范围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的思想准备，并且要落实在行动上。对于认罪案件，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很多人会比较信赖口供，这时候可能会降低我们审查案件的责任心。作为辩护人，既然家属请了你，即使他认罪了，我们还要尽自己的责任心，认真地办这个案件，尽我们的职责好好地阅卷，看能不能发现问题。正如郭烁教授讲的，他的认罪未必是自愿的，即使程序上是完备的，具结书签了，律师也在场，案件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很多时候其实可以找到辩点，甚至取得很大突破。

第二，准确地把握政策变化，为我所用。我们国家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处理影响非常大，同样一个案件，所处的时段不一样，小环境不一样，案件结果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扫黑除恶三年时间和现在的时间，同样的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会差异很大。作为辩护人来讲，不纯粹是个法律职业人，在某些情况下，辩护人要有政治家的思维，要准确地把握政策变化。政策变化时要在第一时间内理解政策，抓住政策的导向，在某些案件上会出现非常好的效果。比如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当然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调整了，但在推行期间，如果你准确理解政策，用来说服办案人员，那效果肯定会好的多。降低羁押率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在实务中，其实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即使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调整了，我们还可以用法理、情理去说服办案人员，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一个结果。

第三，充分利用司法改革措施，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结果。司法改革不停地在推进，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试点和创新。创新本身是司法机关考核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能抓住改革措施的时间点，就可能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结果。最典型的就是现在推行比较多的检察听证、刑事合规，特别是刑事合规，有些案件能不能纳入刑事合规范围，对案件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

在处理案件时，辩护人怎么把握案件特点，与改革措施找到对接点，就非常重要。比如这个企业是当地司法机关没有办理过的新的合规类型，办案机关对这种案子可能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因为企业类型比较特殊，办案机关办了之后就是创新，他们往往就会有较大的动力适用新的改革举措来办案，当事人也可能得到较好的处理结果。如果辩护人能够紧紧抓住案件特点，看它能不能适应办案机关的办案需要，说服办案人员，使之成为办案机关新的业绩增长点，这样就往往可以实现双方共赢。

第四，在轻罪时代，辩护要往前靠。相对重罪案件来讲，轻罪案件向前靠的意义可能更大，案件越往后面去，牵涉的利益面越广，牵涉的办案机关越多，纠错的难度越大。所以在办案早期，如果能够抓住案件的特点，找到案件的辩点，挖掘可能有利于办案机关从轻处理的材料，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