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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4日，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尚权律所）在2025年年终合伙人会议上，完成了新一届的换届选举：高文龙当选律所主任，并连任管委会主任。

事实上，这位在尚权律所深耕17年的“老将”，早已深度参与律所管理，从律师、合伙人、“蒙冤者援助计划”项目负责人到律所副主任、管委会主任、常务副主任，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台前。

但对于高文龙自己来说，这个新身份还是有些不一样了。

“做了主任后，我看待每一件事，都要想一想：这件事有几个选项？哪一个才是最优选择？这个最优选择，是否符合律所的整体利益？”他说。

高文龙的这句话理性、克制，甚至有些审慎，但如果了解了他的来时路，人们便会理解，这种审慎的背后，是一位律师在专业之路上走了17年后沉淀下来的责任与清醒。

时间倒回2009年。那时的高文龙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远程教育办公室工作。

2001年，北京大学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统称“两高”）签订协议，为全国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培养专升本毕业生。高文龙负责广东、湖北、西藏、黑龙江等地的教学组织和教务工作。

高文龙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00年，他通过了最后一届律师资格考试，2001年取得律师资格证。随着身边的同学、朋友陆续进入公检法系统或从事律师职业，高文龙听着他们的故事，觉得律师这个行业“有辛酸，有时会带来一些成就感，但总体上感觉比较生动，也很丰满，比较有挑战性”。因此，他也想“出去”试试。

2009年6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建成的引荐下，高文龙走进尚权律所的大门。那时，尚权律所刚成立3年，是一家“只做刑事业务”的专业所，在行业内还是个“另类”的存在。高文龙对律师行业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这个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较偶然”。

但正是源于这个偶然，他一干就是17年。

刚到尚权律所时，高文龙不太好意思向别人请教问题。但他很快发现，在尚权律所，这根本不是件难事。

“不管是一名多么年轻的律师，拿着一个多么幼稚的问题去问一名多么资深的律师，对方都会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认认真真听，然后帮你分析。不仅会给出你想要的答案，还会从根源上给你讲明白。”高文龙说。

随后，高文龙给本刊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你去请教一位老律师，手头有个案子想论证是否构成犯罪，他会认真倾听，帮你分析，还会告诉你思路是否正确。论证完毕后，他还会进一步分析：有没有可能在什么情况下不构成犯罪？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构成轻罪？他会讲得很细致，细到你觉得差不多了，他还在继续补充。

“后来，我和同行聊天时，有的律师说，在他们律所，常常有问题找不到人问，大家都很忙。我听了很震惊——在尚权律所，这是很平常的事，怎么在别的律所就成了‘奢侈品’？”高文龙想，这其实就是律所文化。“从律所刚成立，大家都在这么做。新来的人看到了，有问题也会去问。等他成了老律师，后来的人再来问他，他就不会拒绝。慢慢地，这就变成了一种律所文化。”

这种律所文化后来被高文龙写进随笔里。他在《我的2024》一文中记录了团队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87天庭审，年轻律师孙艳秋“据理力争、寸土不让”；刘书硕“态度坚定”；宋立翔对近2000本卷宗“熟谙于心、倒背如流”；杨岚敲坏了一台电脑，做了3518页、305万字的庭审笔录。这些年轻律师的表现，让高文龙欣慰。他知道，这是尚权律所“传帮带”的结果——不是靠制度强制，而是靠文化浸润。

高文龙自己的成长，也是这样一路“传帮带”过来的。

刚到尚权律所不久，高文龙就开始参与一件小事——回信。那时，尚权律所经常会收到来自各地的求助信件，律师们是每信必复。一开始，是张青松亲自回；后来，高文龙参与进来，在张青松的指导下看材料、分析案情、写回信。

“有时候回信相当于一篇很小的法律作文。”高文龙说。但正是这些“小作文”，让他开始接触法律援助，也开始参与律所的事务。

2014年，尚权律所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发起“蒙冤者援助计划”，高文龙成为项目负责人；同年，他晋升为律所合伙人。

“我一直在观察律师行业，思考律所发展。思路和角度也在慢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他成为律所主任后更加明显。

“作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几个问题，”高文龙说，“第一，是否符合律所的利益。在我的认知里，律所的整体利益应当放在首位，任何个人利益都不能高于它。第二，要考虑对律师行业的影响。尚权律所虽然不大，但我们是全国首家只做刑事业务的律所，很多时候会被关注。所以我们做的事，对行业发展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损害？这是要考虑的。第三，要符合合伙人备忘录的规定。”

这份“合伙人备忘录”，是高文龙反复提及的一份文件。在2026年年初的合伙人会议上，尚权律所对其进行了全面修订。“合伙人备忘录对每一个岗位的权责利都进行了明确约定。任何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规定。”他介绍道。

在尚权律所的管理体系里，权责清晰。律所设有执行主任，由非律师担任，负责行政方面的全面经营管理。年初的合伙人会议通过年度财务预算和工作计划后，执行主任便按照预算花钱、按照计划做事。每一件事，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大家都心中有数。

重大事项则由不同层级的决策机构分别负责：招聘由管委会决定，更重大的事务由合伙人会议决定。合伙人会议一年召开两次，年中一次、年末一次，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临时召开。

“未来的管理思路总体上不会有大的变动，”高文龙说，“我的观点就是，大家各司其职，照章办事。只有这样，律所的管理才会顺畅。”

这种管理逻辑，和高文龙对“正义”的理解一脉相承。2026年元旦，高文龙在《致正义》一文中写道：“所谓的正义就是各司其职，律师做好辩护工作，公诉人做好指控工作，法官做好居中裁判工作。”这些话，写的是他对正义的理解，也是他对律师职业及律所的定位。

在管理上，强调“照章办事”；在专业上，高文龙同样有自己的坚持。

高文龙办理过大量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案件，有不少案件在侦查阶段就撤案了。他把办案过程中的经验心得总结记录下来。例如，在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辩护词中，他对法理、税理和刑事政策的融合论证，被很多人当作范本。

在高文龙看来，办理这类案件，光看法条是不够的。

第一，要学会穿透法条，研究其背后的法理和立法本意。“比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如果只看司法解释，可能会认为只要两个单位之间没有实际业务而去开发票，就构成犯罪。但立法的本意是要处罚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如果没有造成税款损失，即便表面符合犯罪构成，也未必真的构成犯罪。”

第二，要研究刑法与部门法之间的衔接。“涉税的罪名，不能只看《刑法》，还要看其他部门法规。涉及走私罪，还要关注关税政策，有的是法定税，有的是临时税。行为人绕关逃避临时税，是否构成走私罪？这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重视案例。“‘两高’很重视案例的指导价值。指导案例、入库案例，都有裁判理由的分析。这些分析，其实就是抽象规则在具体案件中的解释和说明。”

这种对专业的极致追求，就是高文龙所坚持的“办好每一起案件，就是正义”。当本刊记者问他有没有哪个瞬间，对这句话体会特别深时，他没有讲自己办的案件，而是讲了一个关于公诉人的故事。高文龙曾办理一起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他当时介入得比较晚，该案以涉黑罪名被移送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大量涉案财产也已被扣押。负责这起案件的几位公诉人，让高文龙印象极为深刻。“他们非常理性、克制，也非常客观。起诉的时候，去掉了好几项罪名，包括涉黑这个罪。追缴涉案款项时，也做了大量的舍弃。”高文龙说。“那一刻，我对这几位公诉人肃然起敬，”他顿了顿说，“这就是各司其职。”

在法庭上，高文龙也是这样做的。他常说的话是：“用很温和的语言，表达很有力的观点。”“大吵大闹解决不了问题。温和理性地表达，让每一句话都有力量，别人很难反驳，这才是真正的专业。”

这种“温和而有力”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尚权律所的一个真实写照。

成立20年来，尚权律所一直坚守“只做刑事业务”的定位，在全国设立过深圳、厦门、合肥、西宁四家分所。高文龙说，尚权律所不会追求规模化，“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更高水平、不设围墙的专业精品高端律所”。

“不设围墙”，是尚权律所的一个关键词。对内，这意味着开放和共享。每年端午节前后的新人内训，名义上是内部培训，但只要场地允许、名额有空余，外所的律师也可以报名参加。“培训内容都是我们压箱底的‘干货’，但我们愿意分享。”对外，这意味着律师要走出去。“我们一直强调，律师要和同行交朋友，真诚地展示自己的专业、职业和敬业形象。如果同行来北京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我们义不容辞。”

这种开放的态度，和律所对专业的追求并不矛盾。“我一直讲，做律师必须专业到极致，”高文龙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快，当事人遇到案件，也会先问人工智能。如果你给当事人的解答还不如人工智能准确、完整，那么你就称不上专业律师。专业不仅指法律分析能力，还包括经验法则，包括对司法实践的认知、对司法权运行规律的判断，以及将所有的资料和分析综合在一起，对案件未来诉讼的预测，而这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律所的目标和律师的个人发展，是一体两面。“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过律师个人发展规划与律所发展规划严重冲突的情况，未来可能也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既要专业，又要理性。”高文龙说。

2025年10月，第十九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这届论坛的主题为“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并案与另案处理”。“题目不大，但能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涵盖进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话可说。”高文龙说。这届论坛共收到70多篇论文，现场有300多人参会，线上收看超过1.3万人次。中国政法大学一级教授樊崇义在总结时说：“论坛要形成一个共识，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总结的经验提交上去。”

高文龙很看重这样的平台。他说，未来，尚权律所将继续加强学术研究，提升论坛和沙龙的品质。“我们的论坛题目，每次都要和高校反复斟酌，尽量保证既有学术性，又能贴合司法实践。沙龙也是一样，针对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以及理论上的难点进行讨论。不能一开会就抱怨，那不是我们的追求。”

除了论坛，尚权律所还设立了金融证券犯罪、诈骗犯罪、毒品犯罪、职务犯罪、走私犯罪等十多个业务研究部门。每个部门都要求“研究与辩护一体”，部门负责人每年都要完成实务文章的撰写、研究活动的组织、研究成果的产出等工作。

“这是‘逼’着他们做理论研究，”高文龙说，“有的律师，业务做着做着就忘了理论，分析案件过于依赖经验，导致法律分析能力薄弱，说服力不够。尚权律所给他们提供平台，推动他们深化理论研究。”

在公益方面，未来尚权律所会参与更多的法律援助活动。比如，在办好手头案件的同时，对新的求助信件作进一步甄别，条件合适时，扩大援助范围。

这些计划的背后，是尚权律所20年来积淀下来的定位：不只是一家律所，更是一个刑事法律学术研究平台、一个法律援助公益机构、一所刑辩技能培训学校。

“我们一直追求一个目标：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这是当事人的希望，也是律师的职责，更是法治的要求。”高文龙说。

17年前，带着对律师行业“生动”的想象，高文龙走进尚权律所的大门。如今，他成为这家律所的主任，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对他和尚权律所来说，传承还在继续，新蓝图正在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