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研究SHANGQUAN RESEARCH

刘书硕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问题的提出

自助结账购物模式以操作便捷、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成为商超零售的主流模式。该模式依靠消费者自主扫码结算，缺少人工核验环节，监管约束弱化，客观上为部分人员通过不扫码、少扫码的方式窃取商品创造了条件。与传统入户盗窃、公共场所扒窃不同，自助结账场景下的盗窃具备鲜明特征：犯罪主体大多为普通社会民众，很多行为人并无犯罪前科；单次窃取财物价值较低，但往往反复实施，形成 “小额多次” 的行为样态；行为具备较强隐蔽性，大多在日常购物过程中顺带完成。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入罪之后，量刑尺度极易产生争议：同样是多次小额盗窃，有的被告人被不起诉，有的适用缓刑，有的被判处实刑。涉案总金额、作案次数相近的案件，裁判结果却出现明显分化。如何把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评价标准，如何妥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缓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是基层刑事审判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同案同判” 司法原则，本文依托人民法院案例库、阿尔法司法案例数据库、北大法宝，检索北京市近四年自助结账超市盗窃生效裁判文书，剔除重复案件、关联案件以及具备特殊从重情节的案件，筛选得到 57 份有效判例。结合量刑规范化理论，对样本案例的量刑结果、裁判考量要素进行梳理，归纳北京地区该类案件的裁判规则，为同类案件的辩护与裁判提供实证参考。

二、缓刑适用的核心条件：多重从宽情节齐备下的裁判共识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针对自助结账型盗窃，司法裁判并非单纯以盗窃总金额、作案次数作为判断能否缓刑的唯一标尺，而是将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赔、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初犯偶犯四项情节作为评价悔罪态度、再犯风险的核心事实。从 57 份判例反映的裁判实践来看，当四项从宽情节同时满足时，即便盗窃次数较多、涉案金额处于相对高位，北京各辖区法院普遍对被告人宣告缓刑，样本中无实刑判决，形成稳定的类案裁判尺度。

从刑法理论层面分析：自助结账盗窃，行为人并非以专门盗窃为生，区别于职业盗窃犯；在全额退赔、获得被害方谅解的前提下，财产法益损害已经得到修复；认罪认罚体现被告人真诚悔罪；初犯偶犯说明其人身危险性较低。综合判断，符合缓刑 “犯罪情节较轻、无再犯危险” 的实质要件。次数多、累计金额偏高属于客观不法层面，而退赔谅解、认罪认罚则体现责任层面的降低，司法实践优先综合全案进行整体评价，而非机械拔高客观行为的权重。

样本之中多份生效判决印证该裁判规则：东城区法院 (2024) 京 0101 刑初 176 号案件，被告人累计盗窃 6 次，涉案金额 5066.26 元，因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赔、获得被害单位谅解，且属于无犯罪前科的初犯，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缓刑 4 个月。顺义区法院 (2021) 京 0113 刑初 513 号案，被告人作案高达 17 次，但涉案总金额仅 400 余元，在齐备四项从宽情节的基础上，法院考量其主观恶性有限，判处拘役 5 个月，缓刑 5 个月。朝阳区法院 (2025) 京 0105 刑初 560 号案，被告人盗窃 2 次，涉案金额 4067 元，全额退赃并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最终判处拘役 6 个月，缓刑 6 个月。石景山区法院 (2022) 京 0107 刑初 98 号案，被告人盗窃 8 次，涉案金额 4288.51 元，基于初犯、积极退赔谅解、悔罪的情节，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

其中极具参考价值的是朝阳区法院 (2021) 京 0105 刑初 3902 号判决，被告人盗窃行为达 60 余次，属于典型小额多次盗窃，涉案总金额 7300 余元。从客观不法看，作案次数多，累计数额并不低，但被告人系初犯，到案后认罪认罚，全部赔偿被害单位损失并取得书面谅解，法院仍然对其宣告缓刑，判处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该案充分表明：在自助结账盗窃案件中，只要四项从宽情节全部具备，即便客观层面的次数、金额情节偏重，依然可以满足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三、多次小额盗窃的基准量刑区间与量刑分化的关键节点

根据刑法及盗窃案件司法解释，多次盗窃即可构成盗窃罪；数额达到三千元以上，则达到盗窃罪 “数额较大” 标准。在本次57份判例样本内，涉案金额3000—8000元、作案次数10次以上的多次小额盗窃，是实务当中占比最高的案件类型。通过判例统计可以发现，该类案件的基准量刑普遍落在拘役刑区间。在被告人具备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时，可以进一步适用缓刑。该量刑结果契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自助结账盗窃行为人主观上大多是侥幸心理，并非蓄谋重大恶性盗窃，社会危害性相较入户盗窃、扒窃更低，故基准量刑倾向于选择拘役，而非直接适用有期徒刑实刑。

大兴区法院 (2024) 京 0115 刑初 842 号即为典型样本，被告人涉案金额 4377.19 元，作案次数 14 次，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同时满足多次盗窃的升格条件。但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积极完成退赃退赔并取得被害单位谅解，法院综合考量行为性质、悔罪表现，判处拘役 5 个月，宣告缓刑。该案说明，北京地区司法实践对该类案件的量刑基准持适度宽容立场，达到数额较大、十次以上多次盗窃，拘役并缓刑是常规裁判结果。

但相似的客观涉案事实，若缺失关键从宽情节，量刑结果会发生重大偏移。昌平区法院 (2025) 京 0114 刑初 460 号案，被告人涉案金额 4420.28 元，作案 12 次，客观情节与前述大兴案件基本相当。被告人虽然认罪认罚，但是没有完成退赃退赔，也未取得被害单位谅解。最终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实刑。两案对比可以提炼出重要量刑规则：认罪认罚不足以单独支撑缓刑适用，退赃退赔、被害人谅解是区分实刑与缓刑的核心要素。从刑法理论上看，盗窃罪属于侵犯财产犯罪，修复被害人财产损害，是衡量悔罪表现的重要客观指标。仅仅口头认罪，但是拒绝弥补被害单位财产损失，说明被告人的悔罪不彻底，财产法益侵害状态没有消除，再犯风险不能有效降低，由此丧失缓刑适用的重要基础。认罪认罚是程序从宽，退赔谅解属于实体法上的酌定从宽情节，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四、实刑判决的实证归纳：多重从重情节是判处实刑的必要条件

笔者梳理全部 57 份判例中所有实刑判决，可得出一条重要实证结论：在北京地区自助结账超市盗窃案件中，不存在被告人为初犯、全额退赔、取得谅解、认罪认罚却被判处实刑的判例。所有实刑判决，均具备一项或者多项从重处罚情节。结合样本案例，导致判处实刑的从重情节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涉案数额接近或者超过 10000 元，不法侵害程度较高；第二，拒不退赃退赔，未取得被害单位谅解，悔罪表现缺失；第三，存在盗窃犯罪前科，或者构成累犯，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高。

从量刑理论分析，缓刑的核心是评估再犯罪危险。当出现上述从重情节时，要么法益侵害结果严重，要么行为人主观悔罪不足，要么人格层面体现较高再犯可能性，不再满足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这一缓刑实质要件，人民法院由此选择宣告实刑。

样本判例能够印证上述规则：昌平区法院 (2025) 京 0114 刑初 460 号案，客观上数额、次数虽不算特别严重，但没有退赔谅解，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实刑；丰台区法院判例，涉案金额 14970 元，没有完成退赔，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实刑；大兴区法院判例，被告人构成累犯，即便认罪认罚，依然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实刑。与之对照，部分判例涉案金额超过 10000 元，但被告人完成全额退赔、取得谅解、认罪认罚，系初犯，法院依然适用缓刑。如石景山区某判例涉案金额 11622.53 元，两次盗窃，全部赔偿，最终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这进一步证明：数额巨大并非必然导致实刑，是否修复财产损害、人身危险性高低，在量刑评价中权重很高。

同时样本也反映出个别特殊情形，个别初犯、完成退赔的案件仍然判处实刑，大多伴随其他特殊情节，例如作案手段升级，采用翻窗等非自助结账的盗窃方式，或者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需要承担全部涉案金额的责任。

五、对司法实务的参考价值

结合 57 份北京地区判例实证分析，针对自助结账模式下小额多次盗窃案件，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区分自助结账盗窃与传统盗窃的社会危害性差异，避免机械套用传统盗窃量刑逻辑。不能仅依靠盗窃次数、累计数额机械量刑，需要结合行为场景综合评价主观恶性。多次小额、单次价值低微的自助结账盗窃，行为人主观多是侥幸，和专门以盗窃为业的行为人应当有所区分。

第二，重视四项从宽情节的组合效力。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赔、被害单位谅解、初犯偶犯四者组合，是该类案件缓刑适用或不起诉的核心砝码。辩护实务中，应当优先推动被告人完成退赔，争取被害单位谅解，而不能仅仅依赖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不能替代财产损害修复。

第三，清晰识别实刑风险点。若存在盗窃前科、累犯、拒不退赔、涉案金额较高等情节，实刑风险显著上升。即便认罪认罚，也不能当然得出缓刑结论。

第四，坚持罪责刑相适应与类案同判。对于自助结账盗窃，客观不法事实（金额、次数）与责任要素（悔罪、退赔、人身危险性）需要平衡评价。当退赔谅解、认罪认罚、初犯偶犯全部齐备，除非存在其他特殊从重事由，应当优先考量缓刑，既实现对盗窃行为的惩戒，也兼顾普通初犯行为人教育改造的需要。

综上所述，智慧零售催生的自助结账盗窃是新型刑事案件类型。通过对北京地区 57 份判例的实证梳理，可以看到本地法院已经形成相对清晰稳定的裁判尺度：具备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赔、被害单位谅解、初犯偶犯四项情节，是适用缓刑或案件不起诉的核心条件；退赔谅解是财产类犯罪中不可替代的酌定从宽情节；实刑判决的背后，必然存在数额过高、不予退赔、前科累犯等从重要素。办理该类案件，应当跳出单纯看次数、数额的思维定式，回归缓刑制度、认罪认罚制度的立法本意，综合评判法益修复、悔罪表现与人身危险性，实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真正做到同案同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