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研究SHANGQUAN RESEARCH

一、冒用他人支付宝花呗行为的定性争议梳理

当前，关于冒用他人支付宝花呗行为的刑法定性，理论与实务界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点，针对行为特征、法律关系、被害人认定等方面展开论证，形成但不限于以下六种观点：

第一，盗窃说认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背他人意志，多次秘密窃取他人支付宝花呗授信额度对应的财产性利益，其行为符合盗窃罪 “秘密窃取、非法占有”的特征，构成盗窃罪。

第二，诈骗说认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得花呗服务商或账户所有人陷入错误认识，多次骗取他人财物，符合诈骗罪“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客观构成要件，构成诈骗罪。

第三，信用卡诈骗说认为，应当将支付宝账户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行为人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获取花呗资金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第四，合同诈骗说认为，支付宝账户不属于信用卡，支付宝用户使用花呗系与服务商签订消费金融信贷合同，行为人冒用他人名义通过花呗获取贷款、购买商品，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实施欺诈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五，贷款诈骗说认为，花呗服务商为适格的小额贷款发放主体，属于金融机构范畴，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花呗骗取服务商贷款，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与金融机构财产所有权，构成贷款诈骗罪。

第六，区分说认为，以账户所有人是否预先开通花呗为标准，如果账户所有人已经开通花呗，行为人冒用使用的，构成盗窃罪；如果账户所有人没有开通花呗，而是行为人冒名替其开通花呗并使用的，则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冒用他人支付宝花呗行为的类型化定性规则

笔者以往在研究非法使用他人支付宝账户行为之定性时，曾围绕盗窃罪与诈骗类犯罪进行辨析。经过复盘近期代理的此类案件，笔者发现，冒用他人支付宝花呗的行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冒用他人名义开通支付宝花呗并使用”和“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支付宝花呗”，将前者定性为诈骗类犯罪、后者定性为盗窃罪，较符合目前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

（一）冒用他人名义开通支付宝花呗并使用：认定为诈骗类犯罪

在支付宝账户所有人尚未开通花呗，行为人擅自以账户所有人的名义开通花呗，并使用授信资金消费、套现的，应当认定为诈骗类犯罪。

此类行为中，行为人隐瞒非账户本人的真实身份，向花呗服务商提供虚假身份信息与授权意思，使服务商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与行为人签订场景消费金融信贷服务合同，进而处分了财产，最终导致账户所有人背负债务、服务商面临履约风险。行为核心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取金融信贷服务，符合诈骗类犯罪的构成逻辑。

（二）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支付宝花呗：认定为盗窃罪

若支付宝账户所有人已预先开通花呗并获得授信额度，行为人未经授权，在账户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使用花呗额度消费、套现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从财产权益归属来看，账户所有人开通花呗后，即享有对应授信额度的财产性利益，该利益由账户所有人占有、支配并使用；从行为特征来看，行为人采取秘密手段违背他人意志处分财产，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从被害人认定来看，行为人主观上想要获取的也是账户所有人的财产，且财产损失最终也是由账户所有人承担。故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更符合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和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因此，将冒用他人支付宝花呗行为的刑法定性进行类型化区分，兼顾了行为本质、财产归属与被害人认定，契合主流裁判规则与公众一般认知，既符合刑法关于侵财犯罪的构成要件原理，又能有效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有助于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实现对该类行为的精准定罪量刑，依法保障公民财产性利益与网络支付金融秩序。

三、典型案例及观点梳理

前述类型化定性分析已明确，“冒用他人名义开通支付宝花呗并使用”和“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支付宝花呗”在定性上应作区分。为充分验证该区分标准的司法适配性，本文仅针对行为人“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支付宝花呗”这一特定行为模式，检索并梳理司法实践中的生效裁判，展现实践中对“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支付宝花呗”行为的认定逻辑，为该类情形的准确定性提供实证支撑。

（一）典型案例

（二）法官观点

综合上述典型案例与法官观点，针对“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支付宝花呗”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裁判规则：

其一，已开通花呗的额度属于用户占有支配的财产性利益，行为人以秘密手段违背他人意志处分该利益，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

其二，裁判与实务观点共同确认，花呗服务商、资金提供方仅按照账户指令提供服务与授信，自身无过错、不承担损失，最终财产受损方为支付宝账户所有人。

其三，关于此类行为的罪名定性一致，司法主流观点明确排除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及贷款诈骗罪的适用，以盗窃罪论处。

最后，以“是否事先开通花呗”作为区分盗窃与诈骗类犯罪的标准，具备可操作性，已逐渐成为处理第三方支付信用额度冒用案件的主流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