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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贿赂犯罪案件中，均存在中间人牵线搭桥、居间介绍、撮合，乃至帮助实施利益输送行为的现象；有的中间人还从中截留部分贿赂款物，或者另行收取“感谢费”。对于此类中间人的行为，是认定介绍贿赂罪、行贿罪共犯、抑或受贿罪共犯？司法实践中存在认识分歧，下面结合典型案例，简要探讨三个问题。

一、介绍贿赂犯罪的适用范围

被告人罗某某与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某系多年好友、日常交往甚密；私营企业主吴某某得知此情，即请托罗某某出面说情，让张某某在审批某工程项目时给予关照；经罗某某多番联络，张某某答应帮忙；罗某某遂提出要给予张某某300万元的好处费，吴某某答应并迅速照办。罗某某将其中200万元送给张某某，自己截留100万元。其后，张某某审批同意吴某某承接相关工程项目。为了感谢罗某某的疏通与帮助，吴某某事后又送给罗某某50万元。  

不难看出，中间人罗某某在行贿与受贿人之间穿针引线，积极奔走，促成双方完成权钱交易行为，自己也从中谋取巨额非法利益；其行为是构成介绍贿赂罪，还是行贿或受贿犯罪的共犯呢？

坦率地讲，单从行为的外观表现来看，上述三种罪行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刑法条文对于三种罪行的轻重程度却作了明确界分。从中梳理事实与法律边界，应当是现实可行的解题路径。

从罪刑关系角度审视，介绍贿赂罪是介于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的中间连接行为；三个行为高度关联、相互发生作用。刑法对此设置的法定最高刑分别是：3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也就是说，当最为严重的贿赂关联犯罪发生时，其中的介绍贿赂罪依法至多判处3年有期徒刑。由此进行动态推演，倘若行贿、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同时下降一个法定刑幅度，亦即达到10年左右有期徒刑之时，其间的介绍贿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则可能降低到刑罚归零的限度。通俗地讲，此间及其以下的介绍贿赂行为，已经没有刑罚适用的空间，显示不必要动用刑罚处罚的程度。

由此可知，介绍贿赂罪的适用范围是相对有限的，仅限于最为严重的行贿与受贿犯罪之间。换言之，如果发生仅需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行贿、受贿犯罪，原则上讲，则并不产生追究介绍贿赂罪的必要性。

基于介绍贿赂罪的轻罪本质，其实行行为也适宜有所限定，仅指在行贿与受贿人之间的简单介绍、撮合行为，呈现参与程度不深的基本特征。不妨设想，如果中间人深度参与最为严重的贿赂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势必超过本罪法定刑幅度的可容范围，显示另行定罪的倾向性。

从罪刑均衡立场考量，对于中间人深度参与贿赂犯罪过程的居间行为，无论贿赂犯罪本身的轻重程度，皆应将其纳入行贿或者受贿犯罪的共犯范围；惟其如此，才能做到罚当其罪。

归纳而言，只有介于最为严重的行贿与受贿犯罪之间的简单介绍、撮合行为，才可单独认定介绍贿赂罪；超出该一范围，则步入贿赂犯罪的共犯地域。尽管这一界定鲜有论及，但这是基于现行法律规定进行论理解释的自然结论。

据此讨论上述案例，私营企业主吴某某为获取国有公司的工程项目，动辄拿出300万元用于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可见本起行贿、受贿犯罪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存在介绍贿赂罪的评价空间。

另一方面，被告人罗某某在行贿、受贿人之间积极奔走、来回穿梭，勾兑巨额非法利益，并从中截留100万元据为己有；之后又欣然收受50万元的感谢费，其参与程度之深，社会危害性之大，显然超出简单的介绍、撮合范畴，故不能止步于认定介绍贿赂罪，应当以行贿或者受贿犯罪的共犯论处。

二、行贿与受贿犯罪共犯的界分依据

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不少同志认为，介于行贿与受贿人之间的沟通、撮合行为，单从外观表现上看，通常很难区分究竟是行贿还是受贿犯罪的共犯。

但是，依据中间人最先受谁之托，则比较容易分辨其所实施的沟通、撮合行为，主要是在帮助谁；籍此可以相应认定中间人与谁的关系更为靠近，进而认定为行贿或者受贿犯罪的共犯。这里不妨将此观点简称“最先受托、靠近说”。

该种观点似乎不无道理，业已形成不少裁判案例；但有无法理、法律与事实依据呢？

从法理层面看，中间人在行贿与受贿人之间的沟通、撮合行为，对于权钱交易双方来讲，应当讲都具有一定的帮助、连接作用；将其首先视为两罪共犯的竞合犯，应当比径直划归为其中一罪的共犯，更显符合事实与法理；对于法律竞合犯，依据从一重罪处断原则，相应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应当是合乎常规的思路与判断。

从法律规定看，如果中间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员”，只要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事前或者事中通谋的，依法均应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并不会因为上述“两类人员”最先受到行贿人的请托，而变成行贿罪的共犯。

退一步讲，如果“两类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受贿通谋，而是在请托国家工作人员办事的情况下，自己单独收受行贿人的贿赂款物；这时则可能依法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不存在构成行贿罪共犯的问题。

从事实方面看，如果中间人为单一个体，其身份大多会显示为“特定关系人”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如果没有此种特殊关系，可能受贿犯罪的合意也会很难形成。可见，中间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几率通常较高，相应构成行贿罪共犯的概率明显较低。只有当多人连环接受行贿人的请托之时，在排除上述认定受贿罪共犯的情形之后，其余的中间人才有可能构成行贿罪的共犯。

进一步分析上述案例，中间人罗某某与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某系交往多年的好朋友，显然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其从中竭力撮合、输送巨额贿款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对于罗某某从中截留100万元的事实，是一并计入受贿罪行，还是另定他罪，则须进一步深入讨论。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要点

对于贿赂犯罪中间人实施的部分截贿行为，比较多的同志主张单独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要考量基点及理由是，受贿人对此并不知情，不能将此部分犯罪数额人为地加入受贿金额，以致造成刑罚苛责。

结合司法实践情况，仔细推敲该一观点，可能存在三点不足：

其一，从法理层面检视，在受贿共犯场合排除概括认识，当属依据不足。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主犯，对于其他共犯的行为究竟应当认识到何种程度？尽管实践中不乏按照个人所得数额认定的判例，但事实与法理上的障碍，仍然是不可小觑的问题。

如所周知，刑法上的认识有精确与概括认识两种；尤其是在存在分工的复杂共犯场合，要求共犯人彼此知晓各自的行为过程及细节，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设想；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理，大抵也是建立在概括认识的基础之上。于是。受贿人对于中间人的部分截贿行为是否存在概括性认识，此乃定性选择的关键因素。

从现实情况看，贿赂犯罪中间人实施部分截贿行为，并非社会生活中的个别偶然现象；只是受贿人大多对此不予过问或心照不宣而已。两者相互利用，彼此各有图谋，已然成为此类犯罪中的常规表现。因此，将部分截贿数额加入共同受贿犯罪数额，将各自所得数额视为共同处分财物的结果，于事实和法理而言，并无冲突或抵牾之处。

其二，从实操层面分析，以他人行为作为本人罪行成立与否的主要依据，难免产生定罪正当性存疑的实际问题。不妨设想，如果将中间人实施的部分截贿行为另行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势必意指行贿人相应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因为，两者系必然共犯关系；有利用影响力受贿者，就必有与之对应的行贿方。问题在于，行贿人对于中间人的部分截贿行为确切知情吗？既然主张受贿人因为缺乏确知而对截贿数额不担刑责，如何要求行贿人基于相同事实而构成新罪呢？此种定罪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性，岂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换一角度说，如果认定行贿人相应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很显见，该罪的成立并非基于行贿人自身的清晰犯意与行为，而是主要取决于中间人的诡秘心计与操弄，亦即是否实施部分截贿行为；这种脱离自身行为而是倚重他人恶行来定罪的思路与做法，难道没有可议之处？

其三，从裁判效果层面研判，如果将中间人的部分截贿行为另行定罪，极易造成关联罪行之间的处刑失衡弊端。一般说来，受贿者罪责最重，行贿者罪责次之，中间人的罪责理当更轻一些。不难想象，如果受贿人只对实际收受的部分贿赂款物承担受贿罪的责任，而行贿人分别构成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中间人因截贿行为既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又触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再实行数罪并罚；通常说来，数罪并罚的结果重于一罪，乃是很难避免的结局。由此产生关联罪行轻重失序、甚至处刑轻重倒挂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仍然结合上述案例剖析，私营企业主吴某某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行贿300万元的犯意是清楚的；就此认定行贿罪，可谓毫无问题。倘若认定其中包含对中间人罗某某行贿100万元的意思，另行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则难免产生差强人意、人为制造复杂罪过之虞。

对于中间人罗某某来说，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某的职务便利，从中个人谋取非法利益，其犯意与行为是十分清楚的，将其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于理于法皆无疑虑。当然，其与张某某共同犯受贿罪的主从地位不同，犯罪所得也有区别，理当在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

对于吴某某向中间人罗某某另行支付50万元感谢费的行为，因其主客观事实脉络清晰，罪责无涉他人，故二人分别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再与前述罪行予以并罚；这是理所当然的处罚结论。

为了深入探讨中间人截贿行为的定性问题，这里有必要延伸讨论另一起连环截贿的典型案例；基本案情如次：行贿人送出500万元，两名中间人分别截贿100万元与200万元，受贿人实得200万元。

对于两名中间人的连环截贿行为，应当如何定罪？由于第二名中间人系“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且存在事前通谋的行为无异，将其认定为受贿罪共犯，相对说来分歧不大。

本案的争点在于，对于第一位中间人的转托、输送钱款行为，究竟是认定行贿罪还是受贿罪的共犯？

依照常规或先例，第一位中间人与受贿人并无直接接触，只与行贿人存在行贿通谋，认定行贿罪共犯应无问题。然而，其从中截贿100万元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或处理呢？

无须赘言，在行贿罪的逻辑范畴之内，对于第一位中间人非法获利100万元的事实，显然没有容纳的空间。倘若单独认定侵占罪，则必然产生行贿人并非财物被害人的矛盾。如果不予定罪，又与第二名中间人的截贿行为必将受罚的评价结果不相协调。

由此可见，立于行贿共犯的立场之上，对于第一位中间人的截贿行为，很难做到恰当评价。回归事物的本来面目，中间人的居间行为，其实兼具行贿与受贿共犯之竞合犯的特征；在排除认定行贿共犯可能性的情况下，顺势认定受贿共犯，应当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事实上，相对于行贿人的心态来讲，各名中间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实为非法谋利的整体；皆为无利不起早而已。只要能将其所托之事办成，各人如何分赃得利，他可在所不问。应当讲，行贿人的该种心态，与事情本真不无暗合之处。

因此，立足于概括的受贿犯意，对于两名截贿人与受贿人皆以受贿罪共犯论处，应当是多种利弊权衡之下的可选方案；亦即在认定受贿罪及犯罪总额（共同受贿500万元）的前提下，依据各自所处地位及非法获利多少，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处理，既有利于体现多名共犯之间的罪责协调性，也无碍于实现个别罪行的处罚相当性。

经过上述案例研讨，从刑法适用方法论层面作一小结，大致可以获得三点启示：

其一，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受贿罪的共犯之间，其外观表现相差无几；倘若因循常规，仅从行为类型化视角寻找界限，确实容易遭遇迷障、以致无功而返。遇此情景，切入罪质罪量要素，立足法定刑轻重对于个罪罪质罪量的制约、限定意义，依次划定相关边界；此法不仅合法有据，而且便利实操，可以举一反三、引为解决同类问题的参考。

其二，行贿、受贿犯罪之间的中间人，其作用本身乃是双向发力，将其人为地倾向行贿罪共犯一方，既与客观事实不尽符合，也与相关法理和法律规定存在相悖之处；尤其是截贿行为介入其中，如果仅就该部分行为作单独评价，则很容易陷入顾此失彼、左冲右突的适法困境。将中间人的行为纳入整体行为的评价之中，同时兼顾个体差异，此乃解析类似疑难复杂问题的方法之一。

其三，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介绍贿赂罪规定得不尽合理，主张实际弃之不用。应当讲，即使法律规定存在某些瑕疵或不足，也属在所难免之事。直面问题的应然态度是，惟有先行将法律解释得周延、合理，然后才可定心适用；这是司法职责所系，也是法律专业素养所载。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作者：黄祥青，法学博士、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