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推荐SHANGQUAN RECOMMENDATION

编者按

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嘉宾：

大家好！针对今天论坛主题，我想结合自己办理的三起经典案件，谈谈如何围绕“言词证据审查”展开有效辩护。言词证据之所以成为辩护难点，在于它同时涉及三个层面：法律层面要判断是否合法，事实层面要判断是否真实，心理层面要判断是否可信。这三个层面相互交织，构成了刑事辩护中最复杂的迷宫。今天，我想通过三个案例，拆解言词证据审查的三个维度。

一、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某国企高管涉嫌挪用公款、行贿、受贿案——以非法证据排除夯实辩护根基

任何一份言词证据，首先是“法律文件”。它的合法性，取决于其形成过程。如果取证程序违法，这份证据就应当被排除，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该起案件是上级指定管辖。我在会见当事人时，他反复提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刑讯逼供。我问他有什么依据？他说那里有医生，身体不舒服会随时诊治，他多次看病都有病历记录。我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线索——如果能够调取病历、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让医生出庭作证，就有可能证明非法取证的存在。于是我开始调查取证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当事人原来的体重是140多斤，被监视居住几个月后，体重骤降到不到100斤，但身体表面没有明显伤痕。

庭审阶段，我首先向公诉机关发问：监视居住场所是否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对方回答：有。我随即向法庭提出：既然有医生、有病历，那么请公诉机关提供病历记录、请医生出庭作证、请提供24小时同步录音录像。法庭支持了此项主张，于是宣布休庭，正式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然而，公诉机关仅出具了两份情况说明，称：录音录像因保存期限已过无法提供；医生因故不能出庭；病历记录也无法提供。我当庭指出：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合法的依据。举证责任在公诉方，他们无法提供任何客观证据来反驳刑讯逼供的嫌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终，法院经审查认定“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依法排除了当事人在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的全部笔录及亲笔供词。

原本可能面临十年以上刑期的案件，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三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且判决现已生效。程序正义是辩护的第一道防线。刑讯逼供是取证程序不合法的极端表现，也是言词证据审查中最需要警惕的“毒树之果”。若不将其排除，后续所有辩护都将失去根基。

二、客观证据印证性审查：某民营企业家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行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以客观证据击破完美言词

言词证据是流动的、易变的，而书证、物证、电子数据是沉默的、固定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客观证据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起案件一审由某市中院审理，当事人被指控四个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我在二审阶段介入。首要任务是争取二审开庭——职务犯罪案件二审开庭本就困难。经过多次沟通和博弈，我们成功争取到开庭审理。

这个案件的核心争点之一是行贿罪的数额认定。根据法律规定，行贿数额在50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对应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一审判决认定的行贿数额是505.47万元——恰好跨过了500万元的门槛。单从言词证据来看，当事人的供述、同案犯的供述、受贿人的证言，三方对合，相互印证，时间、地点、金额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条。

然而，我在阅卷时发现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所谓的“行贿款”，真的都用于行贿了吗？当所有人都在围着言词证据打转时，我做了一件事：去查阅当事人公司当年的财务凭证和工资发放记录。结果发现，指控的数十笔“行贿款”中，有三笔共计90万元，恰好与公司发放员工工资的时间、金额完全吻合。我们找到了当时员工签字领取工资的账册，时间、金额与银行卡取现记录一一对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刨除这三笔90万元后，指控的行贿数额降至415.47万元——落在了500万元以下，属于“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法定刑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把这些证据提交法庭。

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一审法院将行贿数额认定为415.47万元，成功实现了量刑降档。重审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六个月，二审又继续减了一定的刑期。言词证据可以编织得滴水不漏，但客观证据不会说谎。律师的价值，就在于找到那些被忽略、被尘封的客观证据，用它们去检验言词陈述的真实性。

三、内容合理性审查：某女企业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单位行贿案——以常情常理揭示事实真相

当既无程序瑕疵、又无客观证据可对照时，我们需要借助逻辑、常识与对人性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这起案件的当事人王某系某煤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在某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伴侣共同生活多年，育有一子，虽未领证但对外一直以夫妻名义相处。甚至，其伴侣父亲的墓碑上，都刻有王某的名字——这足以证明双方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被公认为夫妻关系。王某被指控共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单位行贿三个罪名。其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指控的核心事实是：王某凭借与该机关人员的密切关系，为某涉黑案件说情打招呼，收受财物逾千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这起事实应当认定为王某个人利用影响力受贿，而非与其伴侣共同受贿。理由主要是：该机关人员的口供否认对王某收受贿赂知情。

但我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在共同受贿的多起事实中，其他行贿人也都是将贿赂款项直接交给王某，该机关人员也没有直接收钱的证据，但公诉机关都认定为共同受贿。为什么唯独这一起，就要定性为利用影响力受贿？更关键的是，我在阅卷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监察调查阶段，王某曾言“他不知道我收钱的事”。会见时，她解释说，因为涉黑案件影响太大，她怕牵连对方。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她才如实供述：“其实我告诉过他，他是知道的。”

我向法庭指出：根据王某供述，该机关人员对请托事项完全知情——有证人证言证实，最早请托的就是该机关人员本人，他还约请托人见面商谈，然后才给相关领导打电话。在涉黑案中，王某亲自给他打电话说明请托事项，他随后给办案单位负责人打电话。更重要的是，王某明确指认他对收钱知情，所收款项也用于二人共同生活。我当庭反问：一个共同生活多年、育有一子、墓碑刻名、无话不谈的“伴侣”，对王某收取巨额款项毫不知情，这符合常理吗？该机关人员唯一的一份否认口供，与在案所有证据矛盾，也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如果他的否认成立，就意味着这个家庭中，王某在外面收钱办事，另一半既不知情也不参与——可请托人都是冲着他的面子来的，他在现场亲自打招呼，怎么可能不知情？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通过与办案人员良好沟通，检察机关将此案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最终，检察机关调整了量刑建议。本案原先可能面临十六至十八年的有期徒刑，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调整为十一至十二年，经过法庭辩护，一审法院三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二审又继续降低为九年。这一结果，相较于指控的严重程度，体现了良好的辩护效果。虚假的陈述往往经不起常识的追问。真实经历者的记忆是有温度的、有场景的，而编造的故事一旦被追问逻辑就会露出破绽。当一份言词证据与基本生活常识相悖时，我们就要高度警惕，用常识这把刀剥开虚假陈述的外衣。

结语

回顾这三个案件，有效辩护既要有重视言词证据的思维，又要有跳脱出来审视证据的本领；同时，辩护律师也要有勇于、擅于调查取证的魄力和能力。唯有守住程序、客观、逻辑三道关口，用这三把钥匙，方能在言词证据的迷宫中找到通往公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