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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5日，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主题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

本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出席的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共300余人，论坛在线收看累计达9000余人次。

以下是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许兰亭在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许兰亭

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尊敬的樊老师、顾老师、陈国庆大检察官，各位老师、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首先，热烈祝贺尚权律师事务所成立20周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与青松、毛立新、常铮、高文龙等都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与尚权也有着很深的渊源。值此尚权成立20周年之际，向尚权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刑事辩护一线的律师，我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开庭等具体工作。应该说，刑事辩护实践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辩护律师的感受是最直接的。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体会也最为深切。

我认为，当前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很好处理。一方面，公权力必须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另一方面，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权利，也必须真正落实到刑事诉讼的每一个具体环节。

现在的问题，一种情况是法律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另一种情况则是法律本身存在模糊或者空白，导致实践中无法可依。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即将到来，我认为，这是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改善刑事辩护执业环境的重要契机。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传统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并没有完全消失

第一个问题，是传统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并没有完全消失。

过去我们经常讲刑事辩护的“旧三难”。这些年来，随着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信息化条件的发展，阅卷难的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在实践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障碍，尤其是调查取证，不仅存在客观困难，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还面临一定的执业风险。

因此，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这些问题进一步作出明确、细致的制度安排，使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权利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2.当前“辩审冲突”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比较突出的“辩审冲突”。

按照正常的诉讼结构，庭审中的矛盾和冲突主要应当发生在控辩双方之间。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辩护律师与法官、法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突出。有些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甚至被带出法庭，个别情况下还出现其他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这些现象当然需要反思，但我们也应当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辩审冲突”。

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控辩双方对于实体问题的争议，最终都可以通过判决书得到表达。律师提出无罪、罪轻或者其他实体辩护意见，法官最终是否采纳，可以在判决书中作出回应。判决作出以后，一审以后还有二审，律师还可以通过上诉等程序继续提出意见。

但程序性问题不一样。比如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等问题，很多都必须在庭审过程中及时作出决定。管辖问题不解决，审判程序就可能无法继续；回避问题不解决，庭审也可能无法正常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申请等，也都需要审判机关及时作出处理。

因此，辩护律师提出程序性诉求以后，如果法院没有及时、充分地回应，或者简单地以不予支持处理，就很容易产生矛盾。现实中很多引发媒体关注的辩审冲突，恰恰集中在这些程序性问题上，而不是实体问题上。

3.庭审实质化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较大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庭审实质化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较大障碍。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以审判为中心、推进庭审实质化。但从实践来看，“卷宗中心主义”的办案逻辑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法官的裁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案卷材料。庭审本应当成为查明事实、质证证据、展开控辩对抗的核心场域，但在一些案件中，庭审的实际功能仍然比较有限。

最典型的就是证人出庭问题。实践中证人出庭的比例仍然不高，辩护方提出证人出庭申请以后，有时会以“无出庭必要”等理由予以驳回。证人不出庭，庭审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就很难真正落实。

再比如，辩护律师提交了大量辩护意见和证据材料，判决书中却往往只是简单概括，甚至一句“不予采纳”就带过，很少对辩护方提出的具体问题逐一进行回应。最后就变成了“你判你的，我辩我的”，辩护意见与裁判之间缺乏真正的互动。

在我看来，如果庭审不能真正发挥查明事实、质证证据和解决争议的功能，那么庭审实质化就很难真正实现。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可以结合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

1.优化委托辩护制度

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最主要的方式，也是实现有效辩护的重要基础。当前法律对一名被告人可以委托的辩护人人数作出了限制，但随着刑事案件越来越复杂，这种人数限制在一些重大、复杂案件中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实践需要。

例如，我办理过一个涉黑案件，案卷有一千多卷，涉及十五个罪名。对于这样复杂的案件，仅仅依靠两名律师完成阅卷、证据分析、事实梳理和庭审辩护，确实非常困难。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案件同样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同律师可能具有不同的专业特长。

因此，可以考虑适当提高辩护人人数上限，从二人提高到五至七人，使重大、复杂案件能够组成专业化律师团队，通过团队协作提高辩护质量。

2.适当扩大代为委托辩护的主体范围

目前法律主要规定近亲属、监护人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但在一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监护人本身可能也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与外界联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没有其他补充性的委托渠道，就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无法获得委托辩护。

因此，可以考虑适当扩大代为委托辩护的主体范围，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允许亲友等代为委托辩护人，从制度上减少这种权利保障上的空白。

3.确立和落实委托辩护优先原则

现在刑事诉讼中已经建立了法律援助等制度，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家属已经依法委托了辩护人，就应当充分尊重其自主选择辩护人的权利。在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之间，应当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委托辩护优先的原则。虽然现行制度已经有相应规定，但关键仍然在于实践中的真正落实。

4.进一步保障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

现行制度下，律师可以申请调取侦查机关已经收集的、可能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很多时候律师并不知道侦查机关究竟掌握了哪些材料，即使提出申请，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充分落实。

因此，对于办案机关隐匿、不移送可能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应当进一步明确相应的程序性制裁后果。

为什么很多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落实得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违反规定以后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规定“可以这样做”，但不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后果，那么这项权利实际上就很难得到保障。

例如，对于证人出庭问题，如果法律能够进一步明确，在符合法定条件而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情况下，其庭前证言在一定条件下不得作为定案依据，那么侦查、控诉机关就会有更大的积极性推动证人出庭。只有让违反程序承担相应的后果，程序性权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5.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真正的量刑协商机制

目前实践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在一些案件中还没有真正形成意义上的量刑协商。控方提出一个量刑建议，告诉犯罪嫌疑人认罪可以判多少年、不认罪可能判多少年，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实际上缺乏充分协商的空间。

既然制度的核心是“认罪认罚从宽”，就应当真正建立控辩双方平等沟通、充分协商的机制，使量刑建议的形成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也使辩护人在其中能够发挥实质作用。

6.应当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制度

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防止违法取证的角度看，有必要进一步严格限制羁押措施的适用，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也应当认真反思其制度运行中的实际问题，我倾向于在此次修法中进一步严格限制，甚至考虑取消这一措施。

7.应当明确辩护人查阅、复制讯问、询问同步录音录像的权利

现在很多案件已经具备录音录像条件，但辩护人查阅、复制这些材料的权利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只有让辩护人真正能够查阅和复制同步录音录像，才能有效监督讯问、询问过程，也才能使录音录像真正发挥保障辩护权和防范违法取证的作用。

8.应当进一步提高二审开庭率

二审是刑事诉讼纠错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审中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或者程序方面的问题，而二审又不能通过充分的开庭审理进行审查，那么二审的纠错功能就很难充分发挥。

因此，应当进一步扩大二审开庭审理的适用范围，对于确有争议、事实和证据存在较大问题或者程序问题突出的案件，应当通过开庭审理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使二审真正成为一次实质性的审查和纠错程序。

刑事辩护制度最终要解决的，还是如何让法律规定的辩护权真正成为可以行使、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权利。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非常好的制度规定，但制度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有没有相应的实施机制和程序性后果。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我希望不仅能够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权利保障规定，更能够针对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建立更加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处理好公权力与辩护权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庭审实质化，也让刑事辩护能够在法治框架内发挥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