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申雅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内容，它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整个过程，审前处置在整个处置体系中处于前置地位，直接涉及到后续能否顺利推进诉讼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以及维护司法公信度。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刑事犯罪涉财性特征越来越突出，涉案财物种类不断丰富、数量不断增多、权属关系日趋复杂，审前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

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存在“重人轻物”的司法惯性，相较于对被追诉人人身权的保障，涉案财物所承载的财产权保障未得到充分重视。在审前处置环节，对物强制措施适用随意、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不足等问题频发，不仅侵害了公民与法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也影响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对物强制措施制度”[1]，为涉案财物审前处置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被提上立法日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制度的完善已经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大多从总体上讨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或者关注审判阶段程序构建问题，对于审前处置环节系统性的研究较为缺乏，特别是缺少对立法规范和实践样态进行整体梳理和对问题产生根源进行深入解剖。基于此，本文将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作为研究对象，在对现有立法规范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剖析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完善路径，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提供理论借鉴，促进刑事涉案财物的审前处置规范化、法治化，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的司法困境

近年来，我国刑事涉案财物执法规范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地方执法司法机关重视下有了重大进步。但由于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相对粗疏，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刑事涉案财产时程序失范现象仍大量存在。

（一）对物强制措施适用的失范

对物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和冻结等）是刑事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置的核心环节。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以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暂时限制或剥夺涉案当事人对财物的控制、使用、处分等财产性权利,不涉及对财产权属的实体性处置。[2]对物强制措施能否规范适用直接影响到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将“对人”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即人身保全措施进行专章规定,并没有“对物”作出系统的规定。[3]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查封、扣押、冻结等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存在诸多失范问题，适用程序缺失，侦查机关超职权行使权力的问题尤为突出。对物强制措施的决定和实施，全部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通过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内部行政审批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不受外部其他机构的审查和授权。[4]同时，《刑事诉讼法》将强制措施适用条件限定为“发现可用以证明犯罪”的财物，但“发现”属于主观性较强的判断标准，客观认定规则不够详细统一，也使得侦查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5]侦查机关具有“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角色，办案机关为了达到追诉犯罪的目的，防范涉案财产转移，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普遍秉持“尽量多保全、宁多勿少”的处置理念，对涉案财物可以无障碍的自行决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先查扣再排除”、“按照犯罪金额查扣再逐步排除”成为常态，部分办案人员甚至在未依法立案的情况下，径行采取强制措施，严重突破法定权限边界。

与此同时，对涉案财物法定范围的认定标准被任意放宽，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时未履行相关告知义务，致使大量与案件无实质关联的被追诉人近亲属、被害人及案外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被纳入查扣范畴。[6]这种不受司法审查约束的侦查权运行机制，随时可以不经司法机关审查就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41条、142条和配套相关规定明确实施查封、扣押和冻结的措施需要通过依法制定详细清单、出具相应凭证和履行告知义务，以确保财物信息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但在实践中，违规行为仍然屡见不鲜，严重侵害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例如，部分办案人员未制作规范的扣押清单，或者清单上的信息不完整，未明确指出财物的名称、数量、规格和特征等关键信息；违法利用空白搜查证进行搜查，未向当事人提供强制措施凭证，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这导致了当事人无法及时了解财产的处理情况，也难以行使他们的异议权利；在一些案件中，还存在提取笔录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签字确认、侦查卷宗没有记录涉案款项的来源、金额、去向等关键信息的问题，这不仅削弱了涉案财物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还很容易引发当事人和办案机关之间的权属争议，加剧矛盾和纠纷。[7]

除此之外，对物强制措施的超期适用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进一步加重了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损害。现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只对冻结期限进行了明确限制，但没有对查封、扣押法定期限进行限制，这一立法漏洞直接造成了查封、扣押“一扣到底”混乱局面的频繁发生。[8]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长挂案件，侦查机关常常怠于行使强制措施撤销的法定义务而听任其合法财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限制处分而不能正常利用、转让和收益。有疑似合同诈骗之类的案件，对所涉房产的查封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即使案件没有移交审查起诉，最后未确定罪名，但查封措施仍然没有被及时撤销，使当事人遭受了不应有的财产损失。

（二）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的缺失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具有多重法律属性，其兼具证据属性和财产属性，不仅是案件处理的依据,也是财产权的客体。如果单纯将其视为刑事证据,那么涉案财物的处置必然消失在追诉和审判程序之中,这与处理其他证据的方式并无区分。但是,涉案财物具有财产权的特性，对其处理必须具有一定的程序独立性,诉讼程序需要从“重视定罪量刑”到“定罪量刑与财产处理并重”的转变。在处置涉案财物时，除了要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到相关人的合法权利的保障。

依据程序正义理论,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应满足程序的参与性、及时性、合理性等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9]。被害人以及其他涉案财物相关人应享有参与诉讼并提出自己主张的权利，但现阶段被害人、案外人等利害关系人几乎丧失了有效参与涉案财物处置裁决过程的机会。

1、知情权保障缺位

当前经济快速发展,公民财产种类与财产数量大幅增加,财产关系日趋复杂，财产权对公民个人生活、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审前财产被采取对物强制措施会对当事人或案外人的财产权利产生不同程度的限制。而及时获悉财物可能受到处置,是案外人通过正当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10]根据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应当保障权利人的事前知情权与陈述申辩权，而非仅在处置后简单告知结果。但实践中，办案机关在对涉案财物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对物强制措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失职。不仅没有及时将涉案财物处置范围、法律依据、程序流程及救济路径明确告知利害关系人亦没有给权利人一个明确规范的涉案财物清单，致使权利人不能直观地把握财物所控制的具体情形。尤其是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被害人由于数量多且分布零散，很难通过有效的公告渠道获知处置进度，部分权利人在案件执行阶段才知晓财物已被擅自处置，彻底失去提前维权机会，与程序正当基本原则相悖。

2、救济权保障虚化

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对审前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一直缺乏必要的程序和救济手段，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7条为利害关系人提供了对查封、扣押和冻结措施表示不服的申诉和控告权利，但它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操作流程和处置规范，也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在操作性和可实施性方面存在不足。

同样根据该条规定，对于办案机关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的行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申诉或控告。利害关系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还可以向同级或上一级检察院申诉。但是，这种申诉控告方式主要以内部审查为主，处理申诉和控告的审查主体与处置涉案财产的决定主体存在高度重合，涉案财物审前处置缺乏事后审查,法院无法对审前办案机关的自行处置行为进行司法审查。[11]办案机关采取的“自审自查”方式难以保障纠错的有效性，导致救济途径严重受阻，许多利害关系人的申诉和控告往往被拖延受理或草率审查。其提出的权属异议常常被以“属于侦查行为”为由驳回，无法通过复议、诉讼等有效途径来维权。即使在检察监督中，也存在检察官既是打击犯罪的公诉人也是诉讼活动是否合法的法律监督者的问题,双重角色的冲突决定了其在侦查程序中难以保持绝对的超脱和中立。[12]处置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难以真正通过救济机制来纠正，也无法真正为利害关系人提供权利保障。

三、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的立法困境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实践中适用随意、范围扩大、期限失控、救济不畅等困境，根源在于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具体体现为对物强制措施司法审查的缺位与涉案财物证明规则模糊，二者相互叠加导致权力运行失范、权利保障薄弱。

（一）相关法律法规分散粗疏、刚性不足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规范虽已形成以法律、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为主体的多层框架，但整体呈现碎片化、原则化、刚性约束不足的特征，未能构建起统一、稳定、权威的制度基础，是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失范的源头。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在第二编“侦查”章节通过第141条至第145条对查封、扣押、冻结作出原则性规定，条文将此类措施定位于服务侦查取证的程序性手段，并未从对物强制措施的角度构建完整制度体系，有关司法审查、令状主义、比例原则等制约机制均缺乏高位阶法律依据。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将适用标准限定为“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这一表述过于笼统模糊，既未界定“与案件有关”的实质判断标准，也未设置禁止超额查封、禁止牵连案外人合法财产等限制性规则，为侦查机关裁量权的扩张留下了较大空间。

从规范结构上来看，现有规则分散冲突、刚性不足。《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等文件均未要求查封、扣押、冻结须经中立司法机关事前审查批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虽对查扣冻适用提出了原则性规范[13]，但仅属于政策指引，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审自执”的权力运行结构。更为突出的是，利害关系人财产权保障与救济机制存在明显立法供给短板。《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查扣冻行为的申诉、控告权，但并未进一步配置听证权、权属异议权、申请解除权以及司法复核权，相关权利的受理主体、审查期限、处理程序与法律效力均不明确。权利救济高度依赖内部审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缺乏刚性条款，法院亦无法对审前对物强制措施开展司法审查，救济渠道整体虚化、空转。

（二）对物强制措施司法审查缺位

司法审查机制的建立与否对于侦查阶段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构建起着决定作用。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司法机关审查和监督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查封、扣押、冻结定位为侦查取证行为，可以确保对物具有较大的的覆盖面和统摄力，但其行政权属的属性决定了相关的程序设计更注重于治罪、偏重于效率，难免对程序公正性和公民财产权的保障有所欠缺。我国刑事诉讼呈现出一种纵向的“流水作业”模式，其中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和法院各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侦查程序未形成“诉讼”形式，完全是超职权主义和行政化的单方追诉行为。现行审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并没有形成现代诉讼所应具备的结构，反而表现出强烈的行政审批色彩并与诉讼化治理的要求有明显差距。[14]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并非由中立司法机构进行授权，缺少中立司法审查机制，极易导致该公民人身自由、财产乃至隐私等权益被剥夺。司法实践中出现较多的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现象，也主要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诉讼制度。[15]

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过于重视涉案财物的证据属性，往往忽略了其财产属性，“重人轻物”“重定罪量刑,轻财产保护”的观念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长期存在。查封、扣押、冻结下的物的证据属性遮蔽了其财产属性，忽略了物所反映的财产权以及被追诉人由此被赋予的对抗公权力的防御权。[16]这使得涉案财物处置随意,难以保障涉案财物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审判阶段对涉案财物处置的审查多集中于实体方面，即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犯罪工具等，对审前阶段处置程序中合法性的审查不够重视。即使发现审前处置程序存在违法情形，也往往因缺乏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而难以有效纠正，导致对物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流于形式。

（三）涉案财物证明规则模糊

证明是诉讼活动的中心,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与证明标准的合理设定,对确保涉案财物处置结果的公正性及实现审理程序的效率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17]清晰完备的证明规则，可以准确界定财物性质、厘清权利归属，更好地约束公权力，保障被追诉人与利害关系人财产权。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的证明长期面临标准模糊、程序失范、权利保障不足等突出困境。

首先，证明对象界定不清，合法财产与涉案财物边界模糊。未能对涉案财物的证明对象作出精准区分，既未明确程序性保全与实体性处置在证明内容、审查重点上的本质差异，也未将财物来源、权属归属、流转过程、取得合法性、实际价值及与犯罪的实质关联等独立财产事实纳入专门审查范围。立法与实践长期以“与案件有关”这一笼统表述作为查扣冻的基本依据，缺乏对财物违法性、关联性的实质审查要求。[18]在此背景下，侦查机关无需对财产合法性、权利归属进行充分核查，即可采取强制性处置措施，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犯罪工具、案外人财产之间的界限被刻意模糊，极易引发“一揽子查扣”“超范围查封”“随意冻结”等扩大化处置问题。这种证明对象的虚化，从源头弱化了对审前处置行为的证据约束，使得大量与案件无实质关联的合法财产被不当卷入刑事程序，严重背离比例原则与财产权保障要求。

其次，证明责任配置失衡，审前证明活动陷入封闭化、行政化运作。在审前程序中，涉案财物的证明长期呈现侦查机关单方主导、自我举证、自我审批、自我执行的封闭状态，检察机关对财产证据的审查监督职能弱化，针对财产权属、来源、合法性的证据收集明显不足。[19]与此同时，涉案财物具有“非持有人难以知情”的特殊属性，若完全不要求被追诉人对财产来源作出说明与举证，将会明显加大事实查明难度。但现行规范并未明确普通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关于“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这一规定究竟是被告人的证明权利还是证明责任或说明义务，存在较大的分歧。[20]对于利害关系人，当其以所有权、善意取得等为由对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时，是否需要主动举证、举证不能是否承担不利后果等关键问题同样缺乏明确规则，长期存在争议。证明责任分配的失衡，直接导致利害关系人异议权难以落地、财产权利缺乏证据保障，也使得审前处置缺乏有效对抗与监督，随意性难以遏制。

最后，审前涉案财物证明标准模糊泛化，缺乏分层化证明体系，审前处置自由裁量权失控。作为对物的程序性强制处分,查扣冻的涉案财产既可能是证明犯罪与否的证据,也可能是需要没收之物,还可能是为了追征需要而保全的合法财产。[21]不同处置目的、不同财产类型本应设置梯度化、差异化证明标准。但我国立法并未构建分层分类的证明体系，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侦查阶段采取查扣冻措施仅以模糊的“关联性”为依据，缺乏“相当理由”等明确、可操作的证据门槛，证明要求明显偏低。[22]审前财产保全、先行处置等不同环节适用同一概括性标准，未作类型化区分，使得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证明标准的泛化，使得审前处置既无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更无需排除合理怀疑，仅需形式关联即可启动强制处分，最终导致查控随意、处置失当、权属不清、救济不畅等一系列问题产生。

四、完善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的具体路径

（一）构建对物强制措施司法审查机制

在刑事涉案财物审前查控程序中建立对侦查机关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司法审查机制，主要目的是实现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并通过司法权来监督和制约侦查权。不同性质的涉案财产其权属认定、处置方式、决定主体、适用阶段和处置后果往往不同,呈现出内容复杂且程序多元的特点。[23]应当正视“对物强制处分”的性质，厘定查封、扣押、冻结的行为性质，明确其作为对物强制措施的功能定位，并据此构建对物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真正从程序上约束侦查机关采取对物强制措施的行为，以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利不受国家公权力不法侵害。

鉴于我国司法体制及诉讼实践，建议以检察机关为主体对对物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24]。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具有中立性、专业性等特点，可以有效地审查侦查机关处置行为。侦查机关采取以上措施之前，必须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官应坚持比例原则，参照犯罪的形态和轻重、对象物的重要程度、被扣押和被搜查对象的利益受损程度大小等各种因素，依法审慎地作出批准决定。[25]应当全面审查案件,将与涉案财物认定和处置的内容作为审查起诉的重要事项,对于财物性质认定不明或者错误的,应当及时认定或进行补正,相关证据不充分的应当自行补充侦查或退回补充侦查,对于审查后权属关系明确且需要继续追缴的,应当及时作出查封、扣押或冻结等决定。在紧急状况下，如果需要立刻对物强制措施，侦查部门有权先行采取行动，但应当在24小时之内提交给检察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如果没有得到批准，相关措施应当被立刻解除。

在司法审查标准和程序上，合法性标准与必要性标准是司法审查标准的两个重要方面。合法性标准要求物强制措施在适用时，须遵循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与程序；必要性标准规定适用对物强制措施须以达到刑事诉讼目的为前提，并且不存在其他较温和替代措施。司法审查过程应当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环节。侦查机关应当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供证据证明对涉案财物有进行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说明对物强制措施实施的理由、根据、适用的对象和期限。检察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可以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核实。经审核认为符合批准条件的，决定批准；认为不符合条件者，应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对侦查机关未经司法审查而擅自对物实施强制措施或对物实施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设置程序性制裁机制。检察机关可下达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侦查机关立即纠正；情节严重的，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给予责任人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对非法采取对物强制措施而造成利害关系人财产遭受损失的，利害关系人享有国家赔偿权利。

（二）规范先行处置程序

先行处置是刑事诉讼审前处置涉案财物的重要补充程序，其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全涉案财物价值，及时维护权利人合法财产权益并弥补常规财物处置程序的滞后。[26]为了保障涉案财物价值、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需配置兼具合法性和比例性的适用程序来进一步完善先行处置程序。结合先行处置制度诉讼化改造的基本方向，针对实践中权利人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无法得到保障，从适用程序运行诉讼化、权利保障体系化、监督责任刚性化三个层面构建系统完善的对策体系，实现先行处置从行政化封闭运作向诉讼化规范运行转变。

在程序构造上，应当全面引入控辩裁三方诉讼机制，以检察机关作为中立裁判主体，重塑先行处置的启动、审查与执行流程。先行处置制度诉讼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具备控辩裁三方的诉讼构造，即在涉案财物的管理机关之外引入涉案财物的权利人以及客观中立的裁判主体。该裁判主体不仅能够对先行处置的启动、执行进行审查，还能够听取权利人的申请和进行救济。在我国当前司法体制下，由同级检察机关作为相对中立的裁判者，对涉案财物管理机关以及权利人提出的先行处置申请或救济进行审查、批准和监督，以作为先行处置措施的授权者和监督者，从而实现先行处置程序的诉讼化。在启动程序上，应由涉案财物管理机关依职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检察机关重点审查财物是否存在重大价值损失之虞、是否符合先行处置法定要件，以及是否影响诉讼正常进行；先行处置是公安司法机关的一项保管义务，不应以权利人同意或申请作为前置要件，故审查无需以权利人同意为必要条件。对处置存在权属争议或权利异议的，必须举行听证后由检察机关作出裁决。当先行处置与返还被害人、退还无关财物发生竞合时，检察机关应裁决优先执行返还与退还，不得启动先行处置，以此破解实践中程序失范的困境。[27]

先行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进行，以此规范执行权、防止暗箱操作与低价贱卖。为防止涉案财物在处置过程中遭遇不合理的价值贬损，有必要加强先行处置执行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性。[28]原则上应采用公开拍卖方式，仅在情况紧急或权利人不同意拍卖时才可采取变卖方式，可借鉴司法拍卖成熟模式提升公开性与公信力。处置前，办案机关应当书面告知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处置的理由、方式、期限等事项，充分听取其意见；处置过程中，应当邀请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参与监督；权利人无法到场的，可委托代理人参与，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处置后，应当及时将处置所得款项存入专门账户，并书面告知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处置结果，从全流程保障知情权、参与权，破解程序封闭带来的权利侵害问题。[29]利害关系人对先行处置提出异议的，若情况紧急，处置机关得决定暂停先行处置。[30]

在权利救济与责任追究层面，应当构建完整的权利保障与纠错机制。对于因办案机关未及时先行处置或不当先行处置导致财物价值贬损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因此遭受损失的，有权获得国家赔偿。[31]权利人遭遇不法或不当先行处置时，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请救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对违法处置及时提出纠正意见。通过明确监督职责、强化纠错效力、落实国家赔偿，彻底改变以往“自审自查”、救济虚化、监督乏力的局面，为利害关系人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权利保障路径。

（三）完善证明规则

破解刑事涉案财物审前处置失范、权利保障不足的困境，关键在于以证据裁判原则为统领，构建对象清晰、责任均衡、标准分层、程序刚性的一体化证明规则体系，用明确、可操作、可约束的证据要求，将审前查封、扣押、冻结与处置行为进行规范。[32]

完善证明规则，首先应当精准界定证明对象，以实质关联重塑涉案财物认定边界。长期以来“与案件有关”的模糊表述，是导致证明对象虚化、处置扩大化的重要根源。[33]只有将证明对象从笼统关联转向具体、可核验、可抗辩的财产事实，才能从源头约束公权力。应当明确，审前程序中对财物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围绕财物与犯罪行为的实质关联性、财产来源合法性、权利归属清晰度、财物流转完整性展开证明，不再允许以形式关联替代实质审查。同时，严格区分程序性保全与实体性处置的证明重心：审前查扣冻以“存在合理嫌疑、具备保全必要”为证明核心。[34]

要解决证明责任配置失衡的问题必须重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打破审前单方封闭运作模式。[35]证明责任失衡不仅影响事实查明效率，更会导致权力不受制约、权利难以救济。合理的责任配置应当坚持控方主责、有限转移、权利对等的基本逻辑。侦查机关对查扣冻的合法性、必要性、关联性承担基础性证明责任，全面收集、固定财产权属、来源、流向等证据，并接受检察机关专门审查；检察机关同步履行证据监督职责，对证据不足、依据不充分的强制措施依法纠正，形成侦查取证与检察监督的双向制约。在此基础上，明确被追诉人对财产合法来源的有限说明义务，在控方已完成初步关联证明后，被追诉人负有解释与举证提示义务，但该义务仅及于财物处置，不延伸至定罪量刑，避免举证责任不当转嫁。对于以所有权、善意取得等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分配初步举证责任，使其异议能够进入审查环节。一旦完成初步举证，证明责任即转回控方，由控方证明财物应当查扣或没收，以此保障异议权实质落地，让审前处置从封闭行政化转向公开可对抗。

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分层分类的证明标准，以梯度化规则约束自由裁量权。证明标准模糊、单一、泛化，是审前处置随意性的制度推手。不同程序阶段、不同处置目的、不同权利影响程度，理应匹配不同强度的证据要求。在侦查阶段，查封、扣押、冻结应适用“相当理由”标准，即侦查机关有合理根据相信财物与犯罪存在实质关联、属于违法所得、犯罪工具或关键证据，高于形式关联、低于高度盖然性，既能有效控制涉案财物，又能防止权力滥用。[36]对于审前先行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等情形，适用优势证据标准，权属清晰、争议较小即可及时返还，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进入审理程序后，则根据事实性质实行差异化标准：与定罪量刑直接相关的财物事实，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一般违法所得的追缴与没收，适用高度盖然性（高度可能）标准；利害关系人关于权属、善意取得的抗辩，继续适用优势证据标准。[37]这种分层体系既契合对物之诉的程序特质，也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能够在查明事实与保障权利之间实现稳定平衡。

同时，应当强化审前证据收集、固定与保全机制，为证明规则运行提供坚实支撑。证明规则能否落地，取决于审前能否形成完整、可靠、可追溯的财产证据链。应当推动侦查模式从“重人身、轻财产”向“人罪与财物并重”转变，要求侦查机关在收集定罪证据的同时，同步收集、固定、保管财产证据，对资金流向、权属凭证、交易记录、价值认定等进行专门归集，形成单独的财产证据清单并随案移送。[38]在此基础上，畅通审前与审理程序的证据衔接，确保审前合法收集的财产证据直接成为审理裁判的依据，避免重复审查、程序空转。

五、结语

刑事涉案财物的审前处置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范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合法财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能否实现。我国当前审前处置实践中存在的对物强制措施适用失范、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虚化等问题，本质上是立法供给不足，尤其是司法审查机制的缺位和涉案财物证明规则体系的缺失。以财产权保障为核心完善审前处置程序，既是回应实践困境的现实需要，也是强化权力制约的必然要求。

借助《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立法契机，应当充分吸收借鉴理论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经验，将涉案财物审前处置的完善纳入法律修改范围，从制度层面系统推进改革。确立对物强制措施的独立法律地位，构建以检察机关为核心的事前司法审查机制，实现侦查权与审查权的有效分离。推动先行处置程序诉讼化改造，完善权利告知、听证参与与异议救济机制，保障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建立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责任平衡、证明标准分层分类的涉案财物证明规则体系，以证据约束自由裁量权，从源头防范不当查扣与扩大化处置。

通过上述路径，逐步实现审前涉案财物处置从“效率优先、追诉导向”向“权利保障、程序正当”转型，有效破解超权限、超范围、超期限适用等难题。未来仍需要相关部门出台配套的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确保法律规定的有效落实，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闭环，最终达成打击犯罪与保障财产权相统一、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协调的改革目标，全面提升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2]陈卫东：《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法学杂志》2020年第3期。

[3]参见万毅：《刑事对物强制措施的体系化建构》，《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

[4]参见梁欣：《刑事审前对物强制处分的规制困境》，《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

[5]参见何挺：《刑事涉案财物查封扣押的裁量限制》，《法律科学》2022年第5期。

[6]方柏兴：《案外人财产权的刑事诉讼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7]参见胡铭：《刑事涉案财物管理的程序失灵与规制》，《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

[8]参见焦艳鹏：《财产权保障视域下刑事查封期限制度完善》，《法律科学》2023年第2期。

[9]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239页。

[10]包献荣：《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11]方柏兴：《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一种以涉案财物处置为中心的裁判理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2]参见周长军：《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13]《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5〕7号，2015年1月24日。

[14]参见方柏兴：《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一种以涉案财物处置为中心的裁判理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4页。

[1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289、301页。

[16]董坤：《论对物强制措施与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保障》，《清华法学》2025年第2期。

[17]曲艺奇、陈卫东：《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18]参见何挺：《刑事涉案财物关联性证明的规则建构》，《法律科学》2023年第4期。

[19]参见汪海燕：《刑事财产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现代法学》2023年第5期。

[20]参见姚显森、张遥远：《涉黑财产证明简化的风险及防控》，《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1]李爱君：《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证明规则研究》，《人民检察》2025年第24期。

[22]参见周光权：《刑事对物处分的证明标准分层构建》，《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1期。

[23]陈卫东：《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法学杂志》2020年第3期，第2页。

[24]参见李玉华：《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涉案财物制度改革》，《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2期。

[25]董坤：《论对物强制措施与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保障》，《清华法学》2025年第2期。

[26]初殿清：《刑事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的权力性质与制度表达》，《北航学报》2025第3期。

[27]万毅：《论刑事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制度》，《政法论坛》2026年第3期。

[28]方柏兴：《刑事涉案财物的先行处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

[29]陈卫东：《涉案财物执行程序的规范化》，《法律科学》2023年第5期。

[30]万毅：《论刑事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制度》,《政法论坛》2026年第3期，第8页。

[31]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救济机制完善》，《法学》2023年第8期。

[32]初殿清：《刑事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的权力性质与制度表达》，《北航学报》2025第3期，第8页。

[33]参见赵倩：《刑事涉案财物范围的界定及改进建议》，《人民检察》2024年第12期。

[34]参见杜邈：《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证明体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35]参见肖沛权：《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证明机制》，《政法论丛》2025年第5期。

[36]杨坤：《明晰核心证明对象完善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检察日报-理论版》第10952期。

[37]参见王庆刚：《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标准》，《法律适用》2025年第7期。

[38]参见左卫民：《从处置走向保护：涉案财产程序规制的思考》，《现代法学》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