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委办公室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财产辩护，长期处于制度性缺位状态。这一判断并非危言耸听。2024年1月，王某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因未在缴纳期限内缴纳罚金，法院于同年10月立案执行，已执行王某银行、网络资金15万余元，同时查封其名下一套价值百万元的房产——查封金额约为剩余罚金的六倍。经检察机关调查发现，王某名下尚有汽车、车库产权及住房公积金7万余元可供执行，法院在未全面查清财产的情况下径直查封了价值远超债务的房产。2025年7月，五华区检察院依法发出监督意见书，建议解除查封。[1]这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案件，不过是涉案财物处置乱象的冰山一角。实践中“查扣一栋楼只为追缴十万元”的荒诞现象，折射出“查封无禁区”的思维定式。有实务观察指出，趋利性财物处置以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常存在“先处置后审批”“未审先冻”“超期扣押”等程序违法[2]。涉案财物处置规范化之所以紧迫，根本原因在于完整有效的规范体系尚未建立，给违规违法办案留下了可乘之机。

然而，比“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辩护的“缺席”。在上述案件中，几乎没有辩护律师的身影。审前阶段，查扣冻措施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缺乏司法审查，辩护律师无从介入；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审理附属于定罪量刑程序，流于形式，辩护缺乏实质性辩论的平台；执行阶段，案外人虽有异议制度可循，但实践中通知案外人出庭的案件寥寥无几。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使财产辩护在刑事诉讼中几乎处于“缺席”状态。而与此同时，产权保护的时代需求正急剧增长。2025年5月，《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其第62条明确要求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物。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贯彻落实该法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法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规范处置涉案财产[3]。但相比较，实体法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程序法发展速度。[4]

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进入关键时期。学界普遍认为本次修法应当从“以人身权利为中心”向“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并重”转变。[5]邵俊副研究员指出，完善涉案财物处置体系的基本诉求包括“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分立和统合。[6]在这一制度变革的关键窗口期，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亟待回答：刑事辩护能否、以及应当如何从传统的人身辩护拓展至财产辩护？当涉案财物的金额动辄数以千万计，当“一个案子拖垮一家企业”成为屡见不鲜的现实，以定罪量刑为核心的传统辩护范式还能否回应时代的拷问？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在刑诉法第四次修改和产权保护强化的双重时代背景下，系统论证财产辩护的独立价值与制度框架。

二、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财产辩护的制度缺失

财产辩护的制度性缺位，并非源于立法者的疏忽，而是根植于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重人身、轻财产”的结构性失衡。[7]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涉案财物处置的规定较为原则，相关司法解释虽有补充，但制度供给的碎片化与程序保障的附属性，使得辩护律师在涉案财物处置的三个关键环节——审前查扣冻、审判阶段审理、案外人权利救济——均面临“有权利、无通道”的困境。

（一）审前阶段：辩护律师难以介入查扣冻措施的审查

查扣冻措施是涉案财物处置的起点，也是财产辩护的第一个制度性关口。然而，现行规范赋予了侦查机关近乎不受制约的决定权，辩护律师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参与空间。

《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侦查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可以“查询、冻结”，但该条款对启动条件的规定极为宽泛——仅以“与案件有关”或“为侦查犯罪需要”为标准。何为“与案件有关”，法律未作任何界定。这种模糊化表述在实践中意味着：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决定查扣冻的范围、对象和期限，无需事先经过任何独立的司法审查。有学者指出，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侦查机关为了防止赃款赃物被转移，“往往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启动前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进行了查封、扣押、冻结”[8]。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

辩护律师的参与困境由此产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然而，辩护律师介入之时，查扣冻措施往往已经实施完毕。更为关键的是，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侦查机关在采取查扣冻措施前或实施后，负有告知辩护律师并听取其意见的义务。有实务观察指出，“办案人员在拟对涉案财物采取查扣冻财物前，应告知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对涉案财物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情况及查扣冻财物的性质、权属、来源等内容”[9]。但这仅仅是一种学理呼吁，尚未上升为法定程序要求。

检察机关的审查监督同样难以弥补这一缺陷。虽然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查扣冻措施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通常是事后性的、被动性的。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审查“多延续侦查机关结论，未充分履行实质审查与法律监督义务”。当侦查机关自行制作的“计算结论”取代了司法会计鉴定、当查扣清单与案件关联性缺乏有效论证时，辩护律师既无法在事前参与决策，也难以在事后有效质疑。

（二）审判阶段：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虚化

如果说审前阶段的问题是“无法参与”，那么审判阶段的问题则是“参与无效”。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279条首次对涉案财物的法庭调查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要求法院在庭审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调查，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然而，规范层面的进步并未带来实践层面的实质改变。

问题的根源在于涉案财物审理的“附随性”。在当前的庭审结构中，涉案财物审理被嵌入定罪量刑程序之中，既没有独立的庭审阶段，也没有独立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环节。姚莉教授指出，“审判阶段的审理程序虚化，导致‘漏判’‘空判’现象严重”，其症结在于“审判阶段的涉案财物审理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10]这种附随性的程序构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法庭调查的重心始终围绕着“人”的罪责展开，而“物”的权属和性质往往被边缘化。有实务观察指出，“因对涉案财物审理的附带性，使法庭审理容易虚化或忽视对涉案财物部分的法庭调查及辩论环节，辩护律师对涉案财物有效辩护成了流于形式的走过场”。[11]

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面临的另一重困境是信息不对称。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通常仅笼统提出“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的意见，而缺少对涉案财物性质、权属、来源的具体论证和证据支撑。有律师反映，“庭审中关于涉案财物的辩护经常有‘空对空’的感觉——公诉机关往往没有太多相关证据，辩护人搜集证据难度较大，有时只是有一个证据线索”。[12]当控方的指控本身缺乏扎实的证据基础时，辩方的辩护自然无处着力。

法院裁判的模糊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实践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往往只做概括性表述——“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而不对涉案财物的具体范围、权属归属作出明确认定。这种模糊化的裁判方式，使得辩护律师即使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也难以在判决中得到明确回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判决中，法官多以概括判决的方式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置，甚至不作出判决。对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查。”[13]

（三）案外人等利害关系人缺乏有效的程序参与和救济途径

涉案财物处置不仅关系到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益，还经常涉及案外人的合法财产。然而，现行制度对案外人的程序保障同样严重不足。

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9条首次规定了案外人的异议权，即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依法处理。指导案例188号进一步明确，“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其意见，确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其出庭”。[14]然而，“确有必要的，可以通知”这一表述，将案外人出庭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法院的自由裁量。何为“确有必要”，法律未作任何界定。

这种“可以”而非“应当”的立法模式，在实践中意味着通知案外人出庭的案件只是少数。有实务研究指出，“案外人的地位与权利不清。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涉案财物的处置案外人有权提出异议，然而并未对案外人参与庭审的具体程序和可以享有的诉讼权利进行规定，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期限、方式、能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庭审的举证、质证、辩论如何进行等问题亦无相关规定”。[15]案外人虽然名义上享有异议权，但如何行使、在什么阶段行使、享有哪些程序性权利，均处于法律空白状态。

进入执行阶段后，案外人的救济更为艰难。与民事执行不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中，案外人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只能通过“异议—复议”程序寻求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案外人如果认为刑事裁判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可以通过裁定补正或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然而，刑事补正裁定仅限于文字记录瑕疵，不应用于实体和程序问题的处理；而审判监督程序的门槛极高、周期漫长，对案外人而言几乎形同虚设。有实务观察指出，“在侦查阶段被查封、扣押的财物，在审判阶段可能没有得到准确的判断和认定，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部门依据审判结果直接执行，却忽视了案外人对涉案财物的合法权益。即便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此时就会面临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如何协调的难题，导致案外人的权利无法及时得到救济”。[16]

三、财产辩护困境的成因分析

财产辩护的制度性缺失，并非偶然的法律漏洞，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从制度逻辑上看，“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程序交叠使涉案财物处置始终缺乏独立的程序地位；从司法观念上看，“重人身轻财产”的惯性思维根深蒂固；[17]从程序构造上看，涉案财物处置呈现“审前中心主义”特征，审判环节的审查和辩论功能被严重削弱。三者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财产辩护难以生长的制度土壤。

（一）制度逻辑：“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程序交叠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以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为核心的“对人之诉”。围绕着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处置问题，虽然正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对人之诉”的新的裁判形态——可以归纳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但这一裁判形态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尚付阙如。

“对物之诉”的缺位，意味着涉案财物处置始终缺乏独立的程序地位。陈卫东教授与曲艺奇博士指出，我国普通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的审理完全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缺乏独立的程序保障，继而引发涉案财物法庭审理程序虚化、证明体系混乱、相关权利人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18]姚莉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主要症结在于审前阶段的涉案财物处置缺乏诉讼化构造、审判阶段的涉案财物审理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19]在这种依附性的制度框架下，涉案财物事实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法官并不围绕涉案财物处置问题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程序交叠，在制度层面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涉案财物处置缺乏独立的诉讼标的和审理对象。在当前的庭审结构中，涉案财物被嵌入定罪量刑程序之中，既没有独立的庭审阶段，也没有独立的举证、质证和辩论环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具有独立性，不应附随于定罪量刑的对人诉讼[20]中。其二，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体系难以独立建构。由于对物之诉尚无独立的证明标准，实践中对涉案财物的认定往往沿用与定罪量刑同一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或者根本不做严格的证据审查。证明标准的模糊与缺失，进一步削弱了辩护方对涉案财物认定提出质疑的制度空间。

此外，涉案财物处置的规范体系本身也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相关处置规范分散于《刑事诉讼法》的不同章节条文中，整体上分为审前控制和审后处分两个阶段，缺乏上位法的集中性规定。姚莉教授指出，这种碎片化的规范格局使得涉案财物处置“缺乏上位法的集中性规定”。[21]规范层面的零散与不完整，使得财产辩护无论在审前、审判还是执行阶段，都难以找到明确的权利依据和程序通道。

（二）司法观念：“重人身轻财产”的惯性思维

如果说制度逻辑提供了财产辩护困境的“硬件”基础，那么司法观念则构成了更深层的“软件”制约。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重人身权、轻财产权”的倾向。这一观念根植于刑事诉讼的传统功能定位——刑事诉讼的核心任务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涉案财物处置被视为定罪量刑的“附属品”而非独立的价值目标。

“重人身轻财产”的观念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多重形态。在理念层面，“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人身、轻财产”等传统理念在涉案财产处置领域持续延续。有学者指出，尽管经历了多年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22]在保护人权的理念中，重人身权轻财产权的倾向同样明显”。在实践层面，“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的理念为办案力量的不合理分配提供了空间——涉案财物应当分配的办案力量被转移给定罪量刑，监督重点也聚焦于罪刑部分，使涉案财物得以避开监督的火力。这种观念的直接后果是：办案人员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自然将主要资源投向定罪量刑的“主业”，而将涉案财物处置视为可以“附带处理”的“副业”。

“重人身轻财产”的观念还与我国长期以来对财产权保护的制度性忽视相互强化。宪法虽然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但在刑事诉讼领域，财产权的程序保障长期未能得到与人身权同等的重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乱象横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缺乏诉讼化的构造。[23]而诉讼化构造的缺失，又反过来强化了“重人身轻财产”的司法惯性——既然制度本身就不把财产权保障作为核心目标，办案人员在观念上自然也不会将其视为必须认真对待的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和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财产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正在被重新审视。但观念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重人身轻财产”作为一种长期积淀的司法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办案人员的行为模式和决策偏好，构成了财产辩护难以有效展开的深层观念障碍。

（三）程序构造：涉案财物处置的“审前中心主义”

制度逻辑提供了框架，司法观念提供了动力，而程序构造则决定了这些因素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涉案财物处置的“审前中心主义”，是财产辩护困境最直接的程序性成因。

汪海燕教授系统论证了这一问题。[24]他指出，当下关于涉案财物处理的立法供给不足，实践中涉案财物处理“审前中心主义”较为突出。这不仅表现为涉案财物处理“查控决定主义”现象泛化，而且还表现为在审前有关机关可以对涉案财物直接作出处理，审判机关遗漏对涉案财物的处理或“照搬”审前意见，以及即使对涉案财物作出了裁判，但采取了回转“审前”处理的态度等。涉案财物处理的“审前中心主义”，不仅使得对涉案财物的实体性处置缺乏正当性，也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

“审前中心主义”的程序构造，其制度根源在于查扣冻措施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均由侦查机关行使，形成了自我决定、自我执行的权力闭环。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使得审前阶段的涉案财物处置几乎不受外部制约——检察机关的监督通常是事后性的、非对抗性的，法院的审查则要等到审判阶段才能介入，而此时查扣冻措施早已实施完毕，财产往往已经发生了物理上的转移或处置。

“审前中心主义”对财产辩护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审前阶段，由于缺乏司法审查机制，辩护律师无从介入查扣冻措施的决策过程。在审判阶段，由于审判机关往往“照搬”审前意见，或者仅对涉案财物作概括性处理，辩护律师即使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也难以在裁判中得到实质性回应。在执行阶段，由于审前处置已经实际完成了对财物的控制甚至处分，后续的审判和执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为既成事实“补办手续”。

姚莉教授将这一问题的症结概括为：审前阶段的涉案财物处置缺乏诉讼化构造。[25]所谓“诉讼化构造”，核心要义是引入控辩裁三方参与的对抗性程序。然而，在当前的审前涉案财物处置中，不仅没有辩护方的参与，甚至连基本的告知和听取意见程序都付之阙如。这种非诉讼化的程序构造，使得财产辩护从源头上就被排除在涉案财物处置的决策过程之外。

四、财产辩护的理论建构

（一）财产辩护与人身辩护的区分与关联

财产辩护与人身辩护的区分，根源在于刑事诉讼中“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的分离。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以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目的而展开。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设计和资源投入都建立在“以被告人为中心”的基础上，刑事诉讼表现为明显的“对人之诉”的特征。然而，围绕着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处置问题，一种有别于“对人之诉”的新的裁判形态正在形成——即“对物之诉”。刑事对物之诉是以涉案财物为核心标的，通过诉讼确定其是否与犯罪关联及权属关系并作出处置的诉讼形态。方柏兴教授指出，对物之诉将为利害关系人提供行使民事诉权的途径，遏制涉案财物处分权的恣意行使。[26]

“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的区分，为财产辩护与人身辩护的区分提供了程序法理基础。二者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诉讼标的不同。人身辩护的诉讼标的是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财产辩护的诉讼标的是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犯罪工具或违禁品，以及其权属如何确定。陈卫东教授与曲艺奇博士明确指出，涉案财物事实没有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法官并不围绕涉案财物处置问题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一旦涉案财物事实被视为独立的诉讼请求，财产辩护也就获得了独立的诉讼标的。[27]

第二，证明对象不同。人身辩护的证明对象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行为、结果、因果关系、主观故意等；财产辩护的证明对象则围绕涉案财物的性质与权属展开。刑事对物之诉的证明核心在于确认涉案财物的权属状态及其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实质关联性。具体而言，需要证明的是：某项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是否属于违禁品、是否属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物之诉的证据规则呈现出民事诉讼的特质，从而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上具有特殊性。[28]

第三，证明标准不同。人身辩护遵循的是刑事诉讼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而财产辩护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所区别。有实务观察指出，追缴、没收涉案财物的证明标准与传统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存在明显差异。[29]在相对独立的对物之诉程序中，证明标准应当参照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或“清晰且令人信服”标准，而非一律适用刑事定罪的标准。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财产辩护与人身辩护同为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在同一个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往往需要同时开展人身辩护与财产辩护——既要为当事人的定罪量刑辩护，也要为涉案财物的处置辩护。二者的关联体现在：涉案财物的定性与处置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息息相关，错误认定或处置涉案财物亦存在着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风险。正因如此，财产辩护的独立化并不意味着与人身辩护的割裂，而是在辩护权的统一框架下实现功能分化与专业深化。

（二）财产辩护的权利体系

财产辩护如果要在实践中真正落地，必须有清晰的权利边界和可操作的制度保障。基于对物之诉的程序构造和财产辩护的实践需求，财产辩护的权利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知情权。知情权是财产辩护的起点。辩护律师只有在充分了解涉案财物查扣冻的范围、依据和进展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辩护工作。然而，现行制度并未规定侦查机关在采取查扣冻措施后有义务告知辩护律师。有实务专家建议，应当完善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方式及程序，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30]具体而言，侦查机关在采取查扣冻措施后，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书面告知辩护律师被采取措施的财物范围、依据和期限；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将涉案财物的证据材料纳入阅卷范围，保障辩护律师的充分知悉。

参与权。参与权是财产辩护的核心权利。在审前阶段，辩护律师应当有权参与查扣冻措施的审查程序，对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和比例性提出意见。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应当有权参与涉案财物审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和处置方式发表意见。有学者主张，应当从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质证权和救济权等方面，系统建立案外人参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规则。[31]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被追诉人的财产辩护。

举证权与质证权。财产辩护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保障。在当前的庭审结构中，控方关于涉案财物的举证往往不够充分，而辩方搜集证据的难度又较大。有实务观察指出，“庭审中关于涉案财物的辩护经常有‘空对空’的感觉——公诉机关往往没有太多相关证据，辩护人搜集证据难度较大，有时只是有一个证据线索”。[32]财产辩护的制度化，要求赋予辩护律师对涉案财物相关证据的质证权，以及在合理范围内自行收集与涉案财物权属、性质相关证据的权利。在相对独立的对物之诉程序中，诉讼参与独立主体应当包括控诉、辩护、裁判以及对物主张权利的第三人。

辩论权。辩论权是财产辩护在审判阶段的核心实现方式。涉案财物处置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问题——某项财物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是否属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否应当返还被害人，都需要充分的法庭辩论。然而，在当前的庭审结构中，涉案财物审理往往被压缩在定罪量刑程序之中，缺乏独立的辩论阶段。有学者指出，法院在判决中多以概括判决的方式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置，甚至不作出判决。[33]财产辩护的制度化，要求法院在庭审中设置独立的涉案财物辩论环节，确保控辩双方就涉案财物的性质、范围和处置方式展开充分的对抗性辩论。

救济权。无救济则无权利。财产辩护的救济权包括一审程序中的异议权和二审程序中的上诉权。如果一审判决对涉案财物的认定存在错误，辩护律师应当有权在上诉理由中明确提出，上诉法院应当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理对象。对于案外人而言，救济权更为关键。现行制度下，案外人只能通过“异议—复议”程序寻求救济，无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有学者建议，应当赋予上诉权和再审申请权，防止一审错误裁判无法纠正。[34]这一建议同样适用于被追诉人的财产辩护。

（三）财产辩护的正当性基础

财产辩护的正当性，归根结底源于两个层面的规范要求：宪法层面的财产权保护和程序法层面的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层面的财产权保护。我国《宪法》第13条明文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该条文为私有财产权确立了最高宪法层级的保护依据，明确其属于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刑事诉讼法作为“应用之宪法”，以保障人权为价值追求，不仅要重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同时应当关注对其财产权利的保障。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作为刑事领域内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一项重要保障机制，既是刑事诉讼法对于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有力回应，更是人权司法保障的关键衔接。

宪法财产权保护条款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任何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和剥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遵循法定的正当程序。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重人身权、轻财产权”的倾向。[35]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仅被视为侦查手段，未形成独立、体系化的对物强制措施，进而导致实践中规范零散、程序依附、权利救济不足等问题突出。财产辩护的制度构建，正是宪法财产权保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体落实——只有当被追诉人和利害关系人能够通过辩护律师有效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的决策和审理过程，财产权才不再是宪法上的一纸空文。

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是财产辩护的程序法理基础。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具有独立性，不应附随于定罪量刑的对人诉讼中。汪海燕教授指出，涉案财物处理的“审前中心主义”不仅使得对涉案财物的实体性处置缺乏正当性，也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36]基于权利保障与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以及涉案财物所具有的财产权属性，其审理程序理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正当程序原则对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其一，程序的中立性——涉案财物的处置不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而应当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审查和裁判；其二，程序的参与性——财产权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被追诉人和案外人）应当有权参与处置程序，表达自己的主张并提供证据；其三，程序的可救济性——对涉案财物处置的决定应当可以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应以健全的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完善的司法控制与司法保障”。[37]财产辩护的制度构建，正是正当程序原则在涉案财物处置领域的具体展开——通过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程序参与权和救济权，使涉案财物处置从“单方决定”走向“对抗性程序”，从而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五、财产辩护的制度路径

（一）审前程序：建立查扣冻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财产辩护的第一个制度性关口在审前。当前，查扣冻措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辩护律师无从介入。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将对物强制措施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

首先，应当将查封、扣押、冻结明确纳入强制措施体系。长期以来，查扣冻措施仅被视为侦查手段，未形成独立、体系化的对物强制措施。董坤教授主张，本轮修法应将查封、扣押、冻结划入强制措施体系，构建事前司法审查、事中强制必要性监督、事后纠正赔偿机制。[38]这一思路的实质，是将对物强制措施与对人人身强制措施同等对待，适用同样的司法控制原则。

其次，应当建立事前司法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双重机制。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先行采取查扣冻措施，但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如48小时或72时）向法院申请确认。法院在审查时应当举行简易听证程序，通知辩护律师参与并发表意见。对于超期未申请确认或法院未予确认的，应当立即解除措施。韩旭教授也主张完善审前程序中查封、扣押和冻结制度。[39]汪海燕教授进一步建议，要加强对涉案财物审前处理的程序控制和制约监督，逐步建立检察机关审查制度并构建对涉案财物处理的听证程序。[40]

再次，应当保障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参与权。具体而言：侦查机关在采取查扣冻措施后，应当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告知被采取措施的财物范围、依据和期限；辩护律师有权向采取措施的机关提出书面异议，并有权在法院审查程序中出席并陈述意见；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延长查扣冻期限时，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正如有实务专家建议，应将涉案财物查扣冻文书从刑事案卷分离归档，既方便律师查阅质证，也为审查查扣冻合法性和财物关联性保留完整证据链。[41]

（二）审判程序：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判程序

审前程序解决了“能否参与”的问题，审判程序要解决的是“参与是否有效”的问题。当前涉案财物审理完全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缺乏独立的程序保障。陈卫东教授与曲艺奇博士指出，这种依附性导致法庭审理程序虚化、证明体系混乱、相关权利人保障不足。[42]

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审判程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明确涉案财物事实为独立的审理对象。在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在起诉书中列明拟处置的涉案财物清单，并附具相关证据。在庭前会议中，法院应当将涉案财物审理作为独立的议题，组织控辩双方交换证据、明确争议焦点。在法庭审理中，应当设置独立的涉案财物调查和辩论阶段，而非将其压缩在定罪量刑程序之中。邵俊副研究员指出，完善涉案财物处置体系的基本诉求包括“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的分立和统合。[43]

其二，形成“以相对独立为主，以完全独立为辅”的制度格局。对于涉案财物事实与定罪量刑事实高度关联的案件，可以采取相对独立的审理方式——在同一庭审中设置独立的涉案财物审理环节；对于涉案财物事实与定罪量刑事实关联较弱或案外人提出独立物权请求权的案件，则应当允许完全独立的审理——即暂停对人诉讼的审理，先行或单独审理对物之诉。汪海燕教授主张，应当明确审理对象和对应的审理重点，形成“以相对独立为主，以完全独立为辅”的制度格局。[44]

其三，实现涉案财物审理的实质化。法院应当在判决书中对涉案财物的性质、范围和处置方式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认定，而非仅作概括性表述。对于控辩双方就涉案财物提出的争议，法院应当在判决理由中逐一回应。有学者主张，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明确将“财产权保护”作为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构建的指导理念，打造具备相对独立性、审理实质化的新型财产权保护程序。[45]

（三）案外人权利保障：明确案外人委托律师代理的权利

案外人是涉案财物处置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主体，也是最需要程序保障的群体。现行制度下，案外人虽然可以提出异议，但如何行使、在什么阶段行使、享有哪些程序性权利，均处于法律空白状态。

首先，应当明确案外人的诉讼地位。在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案外人不是“旁观者”，而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益的诉讼参与人。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案外人有权向处理涉案财物的机关提出申诉和控告。[46]但这种申诉和控告的权利过于微弱，不足以构成有效的程序保障。应当将案外人定位为对物之诉的独立当事人，赋予其与当事人同等的程序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上诉权。

其次，应当明确案外人委托律师代理的权利。有实务建议提出，在总则第四章辩护代理部分加入案外人委托律师成为诉讼代理人的法律规定及案外人参加诉讼的法定权利。[47]这一建议值得采纳。案外人财产权益的维护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和证据问题，没有专业律师的帮助，案外人很难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应当明确规定：案外人有权委托一至二名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法院应当保障案外人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出庭发表意见的权利。

再次，应当完善案外人的救济途径。当前，案外人只能通过“异议—复议”程序寻求救济，无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有学者指出，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第三人的法律地位立法不明确，救济权、参与权等处于立法空白状态。[48]应当赋予案外人独立的救济权：在一审程序中，案外人有权作为独立当事人参与庭审；在裁判作出后，案外人有权独立提起上诉；在执行阶段，案外人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同时，应当明确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属性、模式和程序规则。

（四）证明责任：辩护方承担对涉案财物的说明义务

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问题，是财产辩护能否有效展开的关键。当前的困境在于：涉案财物处置缺乏明确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有学者指出，目前普通刑事审判程序中对物之诉尚无证明标准。[49]

首先，应当确立涉案财物处置的分层证明标准。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标准不宜与定罪量刑采用同一标准，也不宜完全等同于民事诉讼标准。有观点认为，应当确立介于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中间标准。具体而言，可以“清晰且令人信服”为标准。[50]也有学者主张采用“高度可能性”标准。[51]无论采用何种表述，核心在于：涉案财物处置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证据确实、充分”，但高于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

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有学者以罗森贝克“基本规范—相对规范”二分法为理论框架，提出了层次化的证明责任配置方案：控方应承担对涉案财物可没收性的证明责任，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辩方应承担对违法所得已私下偿还与被没收物为生活必需品的证明责任，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程度即可；案外人应承担被没收人不享有涉案财物完整物权的证明责任，同样宜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52]这一方案兼顾了控方的举证优势和辩方、案外人的举证能力，具有可操作性。

再次，应当明确被追诉人的财物说明义务。当被追诉人对涉案财物的来源和性质有说明能力时，应当承担相应的说明义务。但这种说明义务不同于证明责任——被追诉人只需提供合理说明，举证责任仍然在控方。如果被追诉人不能说明财物的合法来源，可以据此作出不利推定，但这种推定应当以控方已经证明财物与犯罪存在表面关联为前提。

六、结语

财产辩护的制度建构，表面上是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实质上关涉中国刑事辩护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性变革。本文从制度缺失、成因分析、理论建构和制度路径四个层面展开论证，试图揭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命题：当涉案财物的金额动辄数以千万计，当“一个案子拖垮一家企业”成为屡见不鲜的现实，刑事辩护不能继续停留在以定罪量刑为中心的传统范式之中。

财产辩护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辩护理论对“辩护对象”的理解，将辩护的触角从“人的刑事责任”延伸至“物的合法处置”。这一延伸并非简单的范围扩张，而是对辩护权本质的重新发现——辩护权保障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来就不只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与人身权同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在刑事诉讼中厚此薄彼。

制度变革的契机已然到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将涉案财物处置列为重点议题，《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和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化，为财产辩护的制度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窗口。本文提出的司法审查、独立审理、案外人保障和证明责任分配等制度方案，旨在为立法完善提供可操作的参考方案。

刑事辩护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是“量的扩张”——让更多案件有律师辩护；更应当是“质的提升”——让辩护真正覆盖当事人全部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从人身辩护走向人身与财产并重辩护，既是产权保护时代对刑事辩护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辩护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注释：

[1]参见刘呈军，吴莹：《百万元房产不该被超标查封 昆明五华：建议选择对被执行人生活影响较小且方便执行的财产执行》，《检察日报》2025年7月27日，第1版。

[2]参见李晓晖：《涉案财物处置之痛与破局之道：从乱象到法治的嬗变》，载德恒律师事务所官网，2025年4月27日发布。

[3]参见《最高法发布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导意见 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法治保障》，载法治网，2025年8月8日发布。

[4]参见赵桂芳：《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缺失与构建——从法理学角度分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5]参见叶青：《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立法完善》，《上海法治报》2025年8月18日，第B01版。

[6]参见邵俊：《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体系的检视与革新》，《政法论坛》2025年第6期。

[7]参见王少鹏：《刑事涉财产刑执行案外人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人民法院报》2025年6月4日，第7版。

[8]参见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权利救济不可少》，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2014年5月28日发布。

[9]参见郝春莉：《刑事辩护视野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修改与完善》，载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官网，2024年11月11日发布。

[10]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反思与改革》，《法学》2024年第11期。

[11]参见郝春莉：《刑事辩护视野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修改与完善》，载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官网，2024年11月11日发布。

[12]参见陈亮：《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问题及建议》，载“泰和泰律师”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11日发布。

[13]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法学论坛》2026年第1期。

[14]参见指导案例188号：史广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15]参见张颖鸿：《刑事涉案财物裁判中案外人权利保护程序之思考》，《人民法院报》2025年4月17日，第6版。

[16]参见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涉财产刑执行案外人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载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2025年6月10日发布。

[17]参见梁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失范与规范》，《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5期。

[18]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19]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反思与改革》，《法学》2024年第11期。

[20]参见张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制度的问题与完善》，《法学杂志》2024年第5期。

[21]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反思与改革》，《法学》2024年第11期。

[22]参见万毅：《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3]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24]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完善》，《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

[25]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反思与改革》，《法学》2024年第11期。

[26]参见方柏兴：《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一种以涉案财物处置为中心的裁判理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7]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28]参见方柏兴：《论刑事诉讼中的“对物之诉”——一种以涉案财物处置为中心的裁判理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9]参见闵春雷、张伟：《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证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

[30]参见郝春莉：《刑事辩护视野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修改与完善》，载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官网，2024年11月11日发布。

[31]参见李容佳：《刑事涉案财产的第三人保护》，载第十六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论文，尚权律师事务所官网，2023年1月12日发布。

[32]参见陈亮：《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问题及建议》，载“泰和泰律师”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8日发布。

[33]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34]参见纪格非：《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保护境》，《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

[35]参见李玉华：《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涉案财物制度改革》，《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2期。

[36]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完善》，《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

[37]参见李明瑾：《刑事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实质性财产辩护》，载第十六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论文，尚权律师事务所官网，2023年1月12日发布。

[38]参见董坤：《论对物强制措施与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保障》，《清华法学》2025年第2期。

[39]参见韩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完善》，《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40]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完善》，《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

[41]参见赵本富：《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对物之诉的辩护视角构建——以程序分层与权利保障为路径》，载“Legal律·言”微信公众号，2025年9月29日发布。

[42]参见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43]参见邵俊：《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体系的检视与革新》，《政法论坛》2025年第6期。

[44]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完善》，《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

[45]参见左卫民：《从处置走向保护：涉案财产程序规制的思考》，《现代法学》2025年第3期。

[46]参见张元鹏：《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权利保障》，《法律适用》2023年第5期。

[47]参见王珺：《关于完善案外人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刑诉法修法建议》，载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官网，2025年11月23日发布。

[48]参见赫永振：《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第三人权益救济制度研究》，《法学前沿》集刊2025年第1卷——“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研究文集”。

[49]参见张世文：《普通刑事审判程序中对物之诉的证明标准之构建》，《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50]参见肖沛权：《论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证明机制》，《政法论丛》2025年第5期。

[51]参见王毅恒：《论刑事涉案财物证明责任的层次化配置》，《法学杂志》2026年第3期。

[52]参见王毅恒：《论刑事涉案财物证明责任的层次化配置》，《法学杂志》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