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梁冠伽

西北政法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以虚拟货币为犯罪对象或犯罪工具的案件持续高发，公安机关仅在“净网2021”专项行动中即收缴虚拟货币价值一百一十余亿元。由此形成的处置压力，催生了一种在法院裁判之前即行变价的常规做法。赵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中，公安机关扣押泰达币四千一百八十二万余个，变现所得人民币二亿七千六百余万元，判决径行没收上缴国库；[1]刘某、金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中，扣押的波场币变现所得七千六百五十八万余元；[2]此类做法的规范出口，是《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第七条与《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所设的先行处置条款，即对市场价格波动大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经权利人同意或申请并经县级以上办案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变卖、拍卖。将虚拟货币比照该类财产处理，在文义上并无障碍，实务与理论亦大体接受这一定位。[3]

先行处置条款之所以仅以权利人同意加内部批准为要件，将决定权配置于办案机关内部，是因为它所针对的财物在变价之后仍可回复。对债券、股票、基金份额而言，境内存在合法公开的交易市场，先行变卖之后办案机关买回同种类同数量证券并无法律障碍，返还原物这条路径始终敞开，未被采用只是因为不经济，选择权仍在，损失因而可以衡量。虚拟货币则不然，202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否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司法机关若要购回同种类同数量的币用于发还，即须实施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而这恰为该文所禁止，境内亦无合法定价服务可供折价补偿之用。于是形成一个不对称结构，权利人可以合法持有，司法机关却不能合法回购发还。倘若可回复性在此不能成立，则先行处置条款的适用前提即已落空，措施的性质、决定的程序乃至变价损益的归属，均须重新检讨。

现行规范与既有研究均未及于此。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虽区分原物追缴、转化物追缴与等值财产没收，处理的却是犯罪人自行转化财物的后果，而非司法机关主动变价所生的损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网络虚拟财产执行工作指引（试行）》已属最完备的地方规则，其第十五条、第十八条解决的仍是如何保管与如何定价，未触及差额归谁。既有研究已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却都绕开了这一追问。一个方向是涉案财物处置的一般理论，学界围绕财产处置的程序定位、先期处置的规则供给、审理程序的构造与证明标准，已形成相当积累。[4]这一方向的共同对象是可回复的财物变价，其所讨论的控制强度问题，自始以处置后果非终局为背景，故未考虑当变价不可逆时控制强度是否应随之提高。另一个方向是涉虚拟货币的专门研究，其重心落在处置的可行性一侧。或在强制处分论的框架下论证虚拟财产可成为处分对象，或体系梳理处置的主体、程序与价值认定，或聚焦价格认定的司法争议，或以数百份判决为样本呈现同案不同判、金额计算难与处置困难三类问题，而所提方案多归于采信国际市场交易数据、借助境外中介与统一评估标准。[5]有观点认为，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核心障碍在于监管禁令与变价需求之间的冲突，出路在于建立受控的司法处置特别通道。[6]笔者认为，该判断准确描述了此前数年的实践状况，却已不能涵盖当下。变价渠道事实上已经打通，未获解决的是处置的决定程序与后果分配。

本文主张，涉案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已由保管性措施转变为处分性措施，现行规则以保管为预设，其控制强度与处分性质并不匹配，应当按照处分性措施的标准重设决定程序，并补足变价损益的归属规则。以下先呈现先行处置的实践样态，再论证其性质转变，进而分别就决定程序与损益归属提出规则方案。

二、涉案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实践现状及其问题

性质判断不能悬空作出。先行处置条款设定了处置的节点、结果、实施与价格四个变量，实践是否偏离条款的预设，须先在这四个变量上逐一查验。

（一）处置节点前移至侦查阶段

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节点系统性地前移至侦查阶段，此与传统涉案财物先行处置适用率偏低的整体状况恰成反差。先行处置程序因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引，在实践中适用比例不高，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反而普遍存在积压。[7]虚拟货币则相反。实务总结指出，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绝大多数在侦查阶段即完成处置，理由在于币价波动可能使侦查阶段市值数亿的虚拟货币至审判阶段归零，私钥的排他性使办案机关无法确保除犯罪嫌疑人外无他人掌握同一私钥，且变现有助于厘清涉案金额并判断是否达到立案标准。[8]前移并不限于侦查机关。在徐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检察机关于审查起诉阶段决定聘请专业公司对暂扣的泰达币、以太币先行处置变现，得款二千八百八十四万元。[9]前移已获办案机关的普遍认同，其正当性在实践中甚至未被当作问题。

前移所暴露的问题有二。其一为处置决定与裁判权限的分离。传统财物的先行处置以保管困难为触发条件，功能限于财物形态的维持，处置与否并不影响财物归属的判断；虚拟货币的处置则在维持价值的同时完成了价值的确定，涉案金额、追缴范围乃至此罪与彼罪的判断，均建立在一个由办案机关单方形成的数额之上。其二为处置发生于证据体系尚未闭合之时。侦查阶段对财物权属的判断本属初步，何者为违法所得、何者为权利人合法财产、何者与案件无关，往往须待审查起诉乃至庭审方能查清，而变价一旦完成，此后的查清便只剩数额意义。

有观点认为，前移系由虚拟货币的技术属性所决定，办案机关别无选择。[10]笔者认为，技术属性至多解释扣押何以必须及时控制私钥，并不能解释变价何以必须在侦查阶段完成。控制与变价是两个可分的环节，控制解决的是防止转移，将虚拟货币转入办案机关专设冷钱包地址即可实现，上海高院的执行工作指引亦以此为技术方案；[11]变价解决的是价值实现，其紧迫性来源于币价波动，而币价波动本身并非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紧急情形。将两者捆绑，实质是以侦查便利吸收了本应由裁判环节行使的处分权限，此与侦查中心主义在财产处置领域的延伸一脉相承。[12]节点前移决定了处置由谁启动，尚未决定处置的后果是否可逆。若变价之后仍可回复原状，前移至多造成程序上的先后失序，不足以改变措施性质。处置究竟产生何种结果，须进一步查验。

（二）处置结果排除原物返还

处置一经完成，原物返还即退出可选项，权利人所能获得者仅为一笔变价款。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被告人非法获取泰达币十一万六千余个，其中约三万八千个已由其卖出获利二十六万余元，剩余七万八千余个仍存于钱包，法院对已变价部分判令按变卖价格返还被害人，对未变价部分则判令原币返还。[13]返还形态随变价这一事实本身而定，与变价由谁实施无关。同一被害人的同一笔财产，仅因是否经历变价，便承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返还形态。

传统财物的先行处置不产生同样效果，其原因不在物的形态，而在回购渠道的开放程度。债券、股票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即可买回同种类同数量证券，办案机关以自身名义、依合法途径、在境内市场即可完成，纵因价格上涨而多付成本，返还这一选项始终存在。[14]虚拟货币的情形不同，兑换禁令封闭了回购通道，处置与返还之间不存在中间状态，权利人可以合法持有，司法机关却不能合法回购发还。既有关于审前返还、案外人异议的研究在此难以直接适用，因为这些制度的共同前提是财物仍处于可返还状态，而先行处置恰恰是在诉讼终结前消灭该状态。

由此暴露的问题不止于返还本身。救济的对象发生了置换，权利人纵使提出异议并获支持，所能主张者也只是变价款的多寡而非财物的回复，异议程序的功能因而由权利回复降格为数额争执。处置的正确与否亦失去事后检验的可能，传统财物在返还之后原物尚可作为判断处置是否适当的参照，虚拟货币经变价后唯一留存的只是一笔数额，处置是否以合理价格、在合理时点、经合理程序完成，已无从对照检验。结果的不可逆使处置的正确性变得格外重要，而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由谁实施、如何实施。

（三）处置实施依托第三方转委托链条

办案机关不能自行完成变价，处置的实际实施依赖一条由境内机构向境外代理商延伸的转委托链条。上海法院将涉案虚拟货币委托先行试点的境内第三方机构，该机构提供履约担保后将境外交易环节转委托给具有资质的代理商，在香港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以不低于交易日前二十日均价的价格完成售出，资金结汇后转入法院案款专属账户；北京则由公安机关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由其选定专业服务机构完成检测、接收与移交，经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变现并履行外汇审批手续后结汇入账。[15]两种模式的共同结构，可概括为境内委托、境外处置、闭环回流。委托主体亦不限于办案机关，某传销案系由被告人家属委托第三方公司变现，盐城“PlusToken”传销案则由被告人自行申请委托，此种做法实质上是将违规风险由办案机关转移至权利人本人。[16]

链条的法律风险不在境外环节，而在境内的授权基础。现行法律框架下第三方机构参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其角色定位、资质认定与竞价方式均无规范依据，存在权力寻租与市场滥用风险。[17]部分科技公司将代处置包装为算力置换、计算机服务，通过灰色渠道在境外变现后以贸易收入名义结汇回流；多数处置未经司法鉴定与司法评估程序，仅以受托公司推荐的交易所当日成交价为计价依据。[18]地方公安机关虽有规范尝试，如要求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委托有合格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并留存合规证明，但对何谓合格资质、如何选定、如何监督均未作出可操作的规定。[19]

转委托链条所暴露的问题，与涉案财物处置领域既有的第三人保护命题在方向上恰好相反。既有讨论关注的是权利受影响者如何进入程序，即案外人的参与权与异议权如何配置；[20]此处的问题则是决定权行使者如何逸出程序。链条上各环节主体均不具有诉讼参与人身份，不负诉讼上的义务，不受回避、告知与监督规则的约束，其所作出的选择却直接构成裁判所依据的事实，选择哪个平台、取哪个时点、按什么价格成交、扣除多少服务费，均在诉讼程序之外形成，而后以一个既成数额的形态进入卷宗。批准文书上所载明者为同意变现，真正决定变现结果者却不在批准的射程之内。[21]

（四）处置价格随币值双向波动

处置价格并非可核验的确定数额，而是随取值时点、交易平台与币种流动性大幅浮动的浮动值。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不同平台价差显著、不同币种流动性悬殊，即便地方规则已列举市场价、议价、询价、评估等多元路径，实务仍须面对取哪个时点、哪个市场、哪个报价口径的追问。[22]价格认定的争议因而不限于定罪量刑数额，也及于执行环节的变价基准。[23]

现行做法在两个方向上的完备程度并不对称。定罪量刑数额的认定已形成初步共识，实务倾向于以购入价格为主要依据，无法查明购入价格的以销赃价格认定，[24]检察机关发布的洗钱典型案例亦确立了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洗钱数额的规则。[25]执行环节的变价基准却始终缺位，判项通常仅载明变现所得数额，不载明基准价的取值时点与市场，亦不载明服务费的扣除比例。这一沉默使处置行为无从审查，基准既未载明，法庭便无从判断变价是否在合理区间内完成，辩护人亦无从针对处置价格提出有效意见，涉案财物部分的辩护实际上被架空；亦使变价所生的差额无人认领，币价自处置之日至裁判之日的涨落，既未被认定为国家所得，亦未被认定为权利人损失，在规范上处于一种无主状态。

有观点认为，价格问题的实质是评估技术问题，待评估机构与技术标准成熟即可解决。[26]笔者认为，此说混淆了估价与定价。估价是对既定时点客观价值的技术判断，其结论可以经由方法的改进而趋于精确；定价则是对由谁承担时点选择所生风险的规范决定，其结论只能来自规则而非技术。在币价双向剧烈波动的场合，取值时点的选择本身即完成了损益的分配，取处置时点则波动风险由权利人承担，取裁判时点则由国库承担，取二者孰低则由权利人承担全部下行风险而不享有上行收益。技术标准无论如何精细，都无法替代这一关于风险归属的规范判断。前述判项的沉默，因而不是记载上的疏漏，而是规则缺位的外在表现。

三、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由保管性措施向处分性措施的转变

先行处置条款把虚拟货币与债券、股票并列，所依据的是三项判断，处置只是保存形态的选择，处置以维持价值为目的，处置的后果并非终局。以下逐一检验这三项判断在虚拟货币场合能否成立，前两项作否定性检验，第三项作肯定性论证，最后说明性质转变对控制强度提出何种要求。

（一）虚拟货币先行处置不是保管方式的技术选择

有观点认为，先行处置属于办案机关财物管理的裁量事项，其与冷钱包保管、原钱包冻结同属可供选择的保管方式，选择何者取决于何者更为安全、经济，故仍属技术性判断。[27]此说难以成立。

保管方式的选择以对象的同一性为前提。将车辆停放于甲仓库抑或乙仓库、将虚拟货币存于原钱包抑或转入办案机关专设冷钱包地址，无论何种选择，被保管之物始终是原物，选择所改变的仅是保管的场所、条件与安全系数。变价则不同，它在改变保管方式的同时消灭了保管的对象，变价完成之后，办案机关所持有的已不是虚拟货币而是人民币，此后无论如何妥善保管，所保管者都已是另一宗财产。

论者或谓，债券、股票的先行变卖同样消灭了原物，何以不视为性质转变。差异在于消灭的可回复性。证券经变卖后，办案机关随时可在境内公开市场买回同种类同数量的证券，被消灭的只是特定的持有关系而非该项财产本身，故变卖仍可归入保管的范畴。它是以承担价格波动成本为代价，换取保管上的便利。虚拟货币的兑换禁令封闭了这条回购通道，被消灭的不是持有关系而是财产本身在权利人一方的存在可能。区分保管与处分的标准，从来不在于原物在物理上是否存续，而在于原状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回复。以此衡量，虚拟货币的先行变价已越出保管的边界。

（二）虚拟货币先行处置不是以保值为目的的价值维持

有观点认为，即便先行处置在形式上超出保管，其目的仍是保值币价随时可能归零，及时变价是在替权利人止损，实质上服务于权利人的利益，故应作有利于办案机关的评价。此说亦难以成立，理由有三。

保值以存在一个待维持的基准值为前提。汽车、生鲜的贬值是单向的，处置时点越早，所保存的价值越高，故及时处置即为保值这一判断可以成立。虚拟货币的价格是双向波动的，处置时点的选择无所谓早晚优劣，早处置在币价上行时即为减损，晚处置在币价下行时方为减损，而何者将会发生，处置之时无从知悉。既然不存在可资比较的基准，保值这一目的在此便失去可判断的内容，所谓止损不过是对一次单向赌注的事后追认。

保值的受益人应当是权利人。实践中变现所得多径行上缴国库或转入办案机关涉案款专户，权利人在处置完成后并不取得任何可支配的对价，其所获得的仅是一项数额确定的将来债权，且该债权能否实现、实现多少，仍取决于其后的裁判。以权利人利益为目的的措施，其效果却是使权利人由财产的持有人变为债权的期待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

保值之说与实践的自陈亦不相符。前文所引实务总结将侦查阶段处置的理由概括为防止币价归零、防止他人凭私钥转移、便于厘清涉案金额，三项理由中唯有第一项勉强与保值相关，后两项分别指向证据保全的需要与侦查便利，与权利人利益无涉。检察机关将先行处置作为高质效办案经验予以宣传时，所强调者亦为追赃挽损的效率而非权利人财产的保全。由此可见，保值在实践中至多是处置的附随效果，而非其真实目的。

（三）虚拟货币先行处置是诉讼终结前的终局性财产剥夺

否定了保管说与保值说，先行处置在虚拟货币场合的性质便只能从其实际效果中确定。这一效果具有三重特征，三者叠加，构成刑事诉讼中典型的处分性措施。

效果的终局性。变价一经完成，权利人对特定虚拟货币的支配即告消灭，且因回购通道的封闭而不可回复。刑事诉讼中的对物措施，通常以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性措施为常态，其共同特征是暂时性。措施可因案件进展而解除、变更或转为终局处理，权利人的财产地位在裁判之前处于悬置而非消灭状态。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打破了这一常态，它在裁判之前即完成了本应由裁判完成的事项。

效果的不可争议性。终局性若配以充分的争议渠道，尚可通过事后救济获得矫正。但如前文所述，处置完成后可供争议者仅剩变价款的数额，处置的正确与否已无对照检验的可能，异议程序的功能因而由权利回复降格为数额争执。有观点认为，只要保留事后的异议与复议渠道，处置的终局性即可获得补正。笔者认为，救济的有效性取决于救济所能达致的状态，当救济无论如何进行都不能使权利人回到处置前的地位时，该救济便不能作为放宽事前控制的理由。

效果的实体决定性。变价所形成的数额并非单纯的执行数据，它同时构成涉案金额、追缴范围乃至罪名判断的事实基础。就此而言，先行处置已不止于处分财产，而是在诉讼终结前对实体问题作出了部分预决。

据此可以确认，涉案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在功能上等同于诉讼终结前的没收，其与刑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追缴、没收的区别，仅在于缺少一个裁判。

（四）保管预设与处分现实的错配

性质既已确定，现行规则的问题所在便可精确指认。先行处置条款以保管为预设，其控制强度是与保管性质相匹配的：仅需权利人同意加办案机关内部批准，无须外部审查，无须听取辩护意见，无须在判项中载明，亦无须就变价损益作出安排。这套要件在保管预设下并无不当，因为原物返还始终敞开，权利人的最终地位不因处置而改变，故既不需要事前的外部把关，也不产生损益归属之问。

一旦性质转为处分，这两项支撑同时失效，遂生两项规范需求。其一，决定程序须外部化。处分性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历来受较高强度的控制，其决定权不应完全配置于处分的实施者自身，这是审前财产处置须受外部制约这一命题的当然延伸。现行的内部批准要件在虚拟货币场合不仅强度不足，其运作方式亦已变形，第一部分所揭示的同意功能位移与决定权外移，即是这种变形的具体表现。其二，变价损益须规则化。既然原状不可回复，回复原状便只能以金钱化的方式近似实现，而近似的程度取决于基准与差额归属的规则；此类规则在现行规范中付之阙如，其空缺不是记载的疏漏，而是保管预设的必然结果。在保管的框架内，本不存在需要分配的损益。

四、先行处置决定程序的重构

处分性质既已确认，接下来须回答的是控制强度如何与之匹配。此处所谓控制，并非泛指对办案机关的约束，而是特指决定权的配置方式与决定过程的参与结构。刑事诉讼对物措施的控制强度历来随措施的侵益程度递进，从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到检察机关批准，再到法院裁判，构成一个可辨识的层级序列。现行先行处置条款位于该序列的最低一档，其正当性来自保管预设，而这一预设在虚拟货币场合已不成立。重构的任务，是把先行处置从最低档移至与处分性质相称的位置。移动不能一步到位地简单套用没收程序的全部要件，因为先行处置仍须保有相当的时效性；亦不能仅作要件的微调，因为兑换禁令已使现行要件在运作层面发生变形。以下先说明变形的具体形态，再依次处理决定权、同意与异议三项要件。

（一）兑换禁令对同意要件与批准要件的双重改造

现行条款以权利人同意加办案机关内部批准为要件。这两项要件在虚拟货币场合并未被废弃，却因兑换禁令的介入而改变了各自的功能，其偏离并非执行不力所致，而是规范结构使然。

同意由保障要件转为交易对象。债券、股票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即可径行变卖，权利人配合与否不影响处置能否完成，同意因而是纯粹为权利人设置的保护性关口，办案机关取得与否，对处置的可行性并无影响。虚拟货币非取得私钥或助记词不能处置，同意遂由可有可无的程序保障，转为办案机关必须设法获取之物。[28]获取的方式则是量刑利益交换：北京市检察机关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即以认罪认罚从宽的追赃挽损功能促使当事人交出九十二枚比特币的助记词。有观点认为，以从宽处理换取配合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应有之义，权利人自愿交出私钥即已表明其真实意思。笔者认为，此说混淆了对犯罪事实的认可与对财产处分的同意。认罪认罚所指向的是定罪量刑，其自愿性由值班律师在场、权利告知与具结书签署等一系列程序予以保障；财产处分的同意所指向的是特定财产的命运，现行规范并未为其配置任何相应的保障装置。当一项本为防止权利人受损而设的要件，反过来成为办案机关追求之物，且其取得又系于另一项利益的交换时，该要件的保障功能便已落空。

批准要件的射程则与实际决定的内容发生错位。办案机关既不能自行实施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处置便只能转委托第三方机构及其境外代理商，第一部分已述其链条形态。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批准文书所审查并载明者为是否同意变现这一概括决定，而真正决定变现结果的选择——平台、时点、成交价、服务费均在批准射程之外形成。批准主体与办案主体同属一个机关，本已与办案与管理相分离的原则存在张力；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提高批准的层级，只要批准的对象仍停留于是否变现这一概括事项，控制强度的提升便不会及于实际发生作用的环节。

（二）决定权由内部批准转向外部审查

处分性措施的决定权不应完全配置于处分的实施者自身，此为审前财产处置须受外部制约这一命题的当然延伸。[29]就先行处置而言，外部化的具体方案应当按诉讼阶段分层，并在同一阶段内按侵益程度递进。

规则可表述为诉讼终结前对涉案虚拟货币实施变价处置的，侦查阶段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审查起诉阶段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判阶段由合议庭决定。适用条件为处置对象已被确认为涉案虚拟货币，且存在不宜继续以原状保管的具体事由。变价数额较小且权利人明确同意的，可作书面审查；变价数额巨大、涉及多名权利人，或权利人不同意、无法取得同意的，应当组织听证，听取权利人、辩护人及被害人的意见。

以检察机关为侦查阶段的外部审查主体，理由有三。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监督职能已由现行规范明确，且新近发布的办案质效标准已将涉案财物的全过程监督审查纳入评价体系，实践基础具备。检察机关介入的时效损耗小于法院，可满足先行处置的时限要求，而先行处置的时效性正是其区别于没收裁判的核心特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本即须对涉案财物的权属与去向作出判断，将侦查阶段的处置审查前置于同一主体，可避免同一事项由不同主体作出相互抵触的认定。

有观点认为，处分性措施既然在功能上等同于没收，其决定权即应径行交由法院行使，检察机关批准仍属控方内部的自我审查，难谓真正的外部化。笔者认为，该主张在理论上更为彻底，却忽略了先行处置的时效属性。没收裁判可以从容进行，先行处置则以币价波动为触发事由，若一律待法院裁判，措施本身即失去意义；且我国审前阶段并无常设的司法审查机制，将处置审查单独交由法院，在制度衔接上缺乏依托。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以检察机关批准为常态，同时保留权利人向法院寻求救济的通道，即下文所述的异议衔接。须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外部审查仅适用于诉讼终结前的处分性处置，将虚拟货币转入办案机关专设冷钱包地址或冻结交易平台账户等保管性措施，不在此列，此类措施的控制强度维持现行规定即可。决定权的外移解决了由谁决定的问题，尚未解决决定所依据的意思从何而来。同意要件既已变形，其内容亦须相应重设。

（三）权利人同意的适用条件与告知内容

同意要件的重设，首先须区分对处置行为的同意与对处置价格的同意。前者是对财产形态转换本身的认可，后者是对转换对价的认可，二者的意思内容并不相同，前者不当然涵盖后者。实践中权利人在羁押状态下所作出者多为概括同意，其内容往往仅及于配合提供私钥，对处置将按何种基准定价、扣除多少服务费、变价款流向何处则一无所知。此种同意在民法上尚难认定为对处分对价的合意，在刑事诉讼中更不足以替代外部审查。

规则可表述为办案机关拟对涉案虚拟货币实施变价处置的，应当在处置前书面告知权利人，并听取其意见。告知内容应当包括拟处置的币种与数量、拟采取的处置方式与受托机构、基准价的确定方法与取值时点、服务费的扣除比例、变价款的去向，以及不同意处置的法律后果。权利人的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记录并随案移送。权利人处于羁押状态且已委托辩护人的，告知与听取意见应当通知辩护人到场或者将告知文书副本送达辩护人；未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帮助。

权利人同意处置且对基准价无异议的，经外部审查后可径行处置；权利人同意处置但对基准价有异议的，处置可以进行，异议记录随案移送，作为其后确定损益归属的依据；权利人不同意处置，或者因下落不明、拒绝表态等原因无法取得同意的，非经外部审查认定确有不宜继续以原状保管的紧急事由，不得处置。

有观点认为，如此细密的告知要求将使处置无法及时完成，权利人只需拖延表态即可使措施落空。[30]笔者认为，此种担忧可由前述递进层级化解。无法取得同意并不导致处置不能，而是将处置的正当性基础由权利人意思转移至外部审查，此与刑事诉讼中其他强制性措施在权利人不配合时的处理逻辑一致。须强调的是，同意与外部审查是并列要件而非择一要件，取得同意不能免除外部审查，通过外部审查亦不能免除告知义务；二者所保障的对象不同，前者指向权利人的意思参与，后者指向决定的客观正当性。告知与同意解决的是处置之前的参与，处置完成之后权利人能否提出争议、向谁提出、争议的对象为何，则须另设衔接。

（四）异议提出与救济获得的程序衔接

异议程序在此处的功能已不同于传统涉案财物场合。原物既不可回复，异议所能争取者不再是财产的返还，而是变价过程的合法性与变价结果的合理性。功能的变化要求异议程序的设计相应调整，其重心不在于扩大异议主体的范围，而在于使异议具有可指向的对象。

使异议具有对象的前提是处置事实的记载与公开。现行判项通常仅载明变现所得数额，处置的实施主体、基准价的取值时点与市场、服务费的扣除比例均不予记载，权利人纵有异议亦无从指出何处不当。规则可表述为涉案虚拟货币经变价处置的，处置决定书、起诉书与判决书应当载明处置的时间、受托机构、基准价的确定方法与取值时点、变价所得数额、服务费扣除比例及变价款去向。人民法院审查发现前述事项未予载明的，应当要求办案机关补正；经补正仍不能说明的，该变价所得数额不得作为认定涉案数额的依据。

在此基础上，异议的提出与审查可作如下安排。处置决定作出后，办案机关应当在三日以内将决定书送达权利人及其辩护人；权利人对处置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批准的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检察机关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在审判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由法庭一并审查。异议的审查范围包括处置是否具备紧急事由、受托机构的选定是否符合规定、基准价的确定是否有据。异议不停止处置的执行，但异议成立的，其结论应当作为确定变价损益归属的依据。

有观点认为，异议既不停止执行，又不能回复原物，实际意义有限，不如集中力量完善事前审查。[31]笔者认为，事前审查与事后异议的功能并不重叠。事前审查判断的是处置该不该进行，其判断作出于信息最不充分之时；事后异议判断的是处置进行得是否正当，其判断可以借助已经发生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异议结论构成损益归属的事实基础，处置若被认定为程序违法或定价明显不当，由此造成的差额便不应由权利人承担。就此而言，异议程序在虚拟货币场合的价值恰恰高于传统场合，因为它是连接程序控制与损益分配的唯一通道。

本部分所提规则的适用范围须作两点限定。其一，规则仅适用于诉讼终结前的处分性先行处置，不适用于生效裁判作出后的执行变价，后者已有裁判为依据，其程序控制应循执行程序的既有规定。其二，规则以处置对象具备变价可能为前提，对于流动性极差、市场深度不足的空气币、传销币等，强行变价可能造成价值的进一步减损，此类币种的处置应当另循销毁或技术封存的路径，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程序控制解决的是决定如何作出，却不能解决决定作出之后的后果由谁承担。变价一经完成，处置时的所得与裁判时的市值之间即产生差额，该差额的归属既不能由程序规则本身推导得出，亦不能留待个案裁量。异议程序虽以损益归属为其结论的落点，但归属的具体规则仍付阙如。下文即处理这一问题。

五、变价损益归属的规则供给

程序控制的完备并不能填补实体规则的空缺。处置纵使经外部审查作出、经充分告知取得同意、经异议程序接受检验，币价自处置之日至裁判之日的涨落仍会发生，且不因程序是否正当而消失。此项差额的归属，属于实体层面的风险分配，须由独立的规则予以回答。

（一）基准缺失使损益归属无从判断

差额的计算以基准的确定为前提，基准既未确定，差额便无从计算，遑论归属。现行判项通常仅载明变现所得数额，不载明基准价的取值时点、取值市场与报价口径，前文已述其状。此种记载方式造成的后果，是把一个由多重选择形成的结果呈现为一个客观事实。

同一笔虚拟货币在不同取值方案下所对应的数额可能相差悬殊。取处置当日现货价与取处置日前二十日均价，在币价单边波动的行情下差异显著；[32]取境外持牌平台成交价与取受托机构推荐的交易所报价，因平台深度与撮合机制不同亦会产生价差；扣除服务费前后的净额差异，在处置规模巨大时更为可观。这些选择在实践中均由转委托链条上的主体作出，其过程既不进入卷宗，结果亦不在判项中呈现，权利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既成数额。基准缺失的直接效果，是使权利人丧失了主张差额的资格。主张差额须先证明存在差额，证明存在差额须先确定应有的基准；当基准本身不存在时，权利人纵欲主张，亦无从指明其所失为何。就此而言，基准缺失并非单纯的技术空白，它在实际效果上完成了一次隐性的风险分配，全部差额默示地由权利人一方承担，且该分配不经任何规范表述，亦不受任何审查。

有观点认为，基准问题已有地方规则回应，上海高院执行工作指引所列的市场价、议价、询价、评估等路径，足以为实务提供指引，无须另设规则。笔者认为，该指引解决的是估价方法的选择，未解决取值时点的确定，而在双向波动的场合，取值时点对结果的影响远大于估价方法；且该指引适用于生效裁判后的执行阶段，其时权属已定，基准的选择仅影响清偿的多寡，与诉讼终结前处置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二）数额认定、追缴执行与退赔返还的三类基准

基准之所以难以统一，是因为实践试图以单一基准应对功能不同的三类场景。分场景设定基准，是本文所提规则的核心。

用于定罪量刑的数额认定，应以取得时点价为基准。此类认定所要评价的是行为人取得财物时的不法内容，其价值应当锁定于行为完成之时，此后的市场涨落与行为的不法程度无关。现行实务倾向于以购入价格为主要依据，无法查明购入价格的以销赃价格认定，检察机关发布的洗钱典型案例亦确立了以兑换虚拟货币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计算洗钱数额的规则，方向与此一致。[33]以虚拟货币为对象或者媒介的犯罪，认定犯罪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取得该虚拟货币时的实际支付数额为准；无法查明实际支付数额的，以行为人处分该虚拟货币时的实际取得数额为准；二者均无法查明的，参照行为完成之日境外主要交易平台的成交均价确定。

用于追缴没收的执行数额，应以处置时点价为基准。追缴没收的对象是违法所得，其功能在于剥夺不法利益并归入国库，价值实现的时点即为处置时点，以该时点的实际变现所得为准，既符合实际，亦可避免国库承担事后的价格风险。涉案虚拟货币经变价处置的，追缴、没收的数额以扣除合规服务费后的实际变价所得为准；服务费的扣除比例应当在处置决定中事先确定，并在判项中载明。

用于退赔返还被害人的数额，应以取得时点价与处置时点价中的较高者为基准。此项基准与前两项的取向不同，理由在于被害人并非风险的制造者。被害人在财产被非法取得之时即已受损，其后的价格波动与处置时点的选择均非其所能左右，若令其承担下行风险，等于将他人行为与公权力决定所生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受害一方。[34]退赔、返还被害人的数额，以被害人财产被非法取得之日的价值与实际变价所得中的较高者为准；变价所得不足以清偿的，不足部分由被告人以其他财产继续退赔。

有观点认为，三类基准并行将导致同一笔财产在同一份判决中出现三个不同数额，有损裁判的统一性。[35]笔者认为，数额的分歧源于功能的分歧，而非规则的疏漏。定罪量刑、追缴没收与退赔返还本属三项不同的司法作用，其价值判断的基准时点本就不必相同，刑法上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被害人损失的认定长期存在类似的分离，并未因此被认为破坏统一。[36]真正有损统一的，恰是以单一数额同时承担三项功能，其结果是三项功能中至少两项被扭曲。

（三）变价差额在国库、被害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归属

基准确定之后，差额的归属可按案件的实体结论分三种情形处理。

被告人最终被判无罪，或者涉案虚拟货币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差额应当由国库承担，即返还权利人的数额以裁判时同种类同数量虚拟货币的市场价值为准，变价所得低于该价值的，差额由处置机关所属财政予以补足。理由在于，此种情形下处置自始缺乏实体依据，权利人本不应丧失其财产；既然原物已因公权力决定而不可回复，回复原状便只能以补足市值的方式近似实现。[37]反之，变价所得高于裁判时市值的，超出部分亦应一并返还权利人，因为该收益系其财产的孳息，处置机关不因实施了一次事后看来正确的时点选择而取得收益。

被告人被定罪，涉案虚拟货币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且无被害人退赔需求的，差额归国库，不另作分配。此种情形下权利人对该财产本不享有合法权益，追缴没收以实际变价所得为限，币价的事后涨落与其无关。

被告人被定罪且存在被害人退赔需求，而变价所得不足以清偿的，上涨部分应当优先用于填补被害人损失，仍有不足的，由被告人以其他财产继续退赔。此项安排与《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所确立的追缴层次相衔接，该条已就原物追缴、转化物追缴、份额及收益追缴与等值财产没收作出区分，其中转化物追缴及于违法所得的转化形态，收益追缴及于转化所生的孳息。将处置所生的上涨部分理解为变价款的孳息并优先用于退赔，与该条的逻辑一致。须指出的是，该条处理的是犯罪人自行转化财物的后果，本文所述则是司法机关主动变价所生的损益，两者的相似性仅及于孳息的处理，不及于转化行为本身的评价。

有观点认为，令国库在无罪情形下补足市值将造成财政负担不确定，且可能诱发权利人在币价上行时怠于配合、坐等补偿的道德风险。[38]笔者认为，财政负担的不确定恰是处置机关应当谨慎行使处置权的制度诱因，若处置无成本，前述程序控制便难以真正落实；至于道德风险，可由前文所设的异议规则化解，权利人已明确表示同意处置且对基准价未提异议的，其后不得再以裁判时市值主张补足，此项限制应在告知文书中一并载明。

（四）损益归属规则的适用边界

规则仅适用于诉讼终结前的处分性先行处置。生效裁判作出后的执行变价，权属已由裁判确定，其价格风险的分配循执行程序的既有规定处理，不适用本文所述基准与差额规则。

规则以处置对象具备变价可能为前提。流动性极差、市场深度不足的空气币、传销币等，其价格不具有可参照的市场基础，前述三类基准均无从适用；此类币种的处置应另循销毁或技术封存的路径，其法律后果亦应另行讨论。

规则不解决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之争。本文所述基准与归属规则，均以处置对象在个案中已被认定为具有财产价值的涉案财物为前提；对于个案中被认定为违禁品或者不具有财产属性者，处置的正当性问题在前置阶段即已解决，无须进入本文的分析框架。[39]关于财物属性的争论虽仍在持续，但该争论的结论并不影响本文规则在其适用范围内的成立。

至此，由处分性质所生的两项规范需求已分别得到回应。决定程序的外部化解决了处置该不该作出、由谁作出、权利人如何参与的问题；损益归属规则解决了处置作出之后，其不可逆的后果由谁承担的问题。两者的共同根据是同一个判断，即先行处置在虚拟货币场合已不再是保管方式的选择。

六、余论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虚拟货币等不能以原状长期保管的财产，确有必要在诉讼终结前变价处置的，侦查阶段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审查起诉阶段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审判阶段由合议庭决定。处置前应当书面告知权利人拟处置的币种数量、处置方式与受托机构、基准价的确定方法与取值时点、服务费扣除比例及变价款去向，并听取其意见；权利人在押的，应当通知辩护人到场。处置决定书应当送达权利人及其辩护人，权利人有异议的，可以向批准机关提出，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在审判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处置的时间、受托机构、基准价的确定方法与取值时点、变价所得数额、服务费扣除比例及变价款去向，应当在判决书中载明；未予载明且不能补正的，变价所得数额不得作为认定涉案数额的依据。认定犯罪数额以取得时的实际支付数额为准，追缴、没收以实际变价所得为准，退赔、返还被害人以取得时价值与实际变价所得中的较高者为准。经审判认定被告人无罪或者财产与案件无关的，返还数额以裁判时同种类同数量财产的市场价值为准，变价所得低于该价值的由处置机关所属财政补足，高于该价值的一并返还，但权利人已明确同意处置且未对基准价提出异议的除外。

注释：

[1]（2021）黑0402刑初7号刑事判决书。

[2]（2020）鲁0784刑初637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4]参见陈瑞华：《刑事对物之诉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李玉华：《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看涉案财物的先期处置》，《当代法学》2019年第2期；李玉华：《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涉案财物制度改革》，《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2期；陈卫东、曲艺奇：《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审理程序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5]参见田力男：《刑事涉案虚拟财产强制处分论》，《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胡铭：《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宗敏：《涉案虚拟货币价格认定的司法争议与规则完善》，《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12期；李云鹏、王倩文：《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困境与化解——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研讨会述要》，《人民检察》2024年第4期；赖早兴：《加密资产刑事案件——样态、种类、问题及解决：基于551份刑事判决的分析》，《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

[6]参见刘艳红：《数字时代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26年第1期。

[7]参见中国涉案财物制度改革蓝皮书编委会：《中国刑事涉案财物制度改革发展报告No.2（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8]刘红林：《刑事案件中的虚拟货币如何变成钱？》，载https://mp.weixin.qq.com/s/XtLtqXQs4z0IEBvGHw7Uow，2026年8月10日访问。

[9]参见《检察长讲述高质效办案故事｜精准打击借虚拟币打掩护的传销犯罪》，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404/t20240401_650782.shtml，2026年8月10日访问。

[10]参见任素贤：《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及司法处置》，《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17期。

[1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网络虚拟财产执行工作指引（试行）》第十五条、第十六条，2026年2月9日发布。

[12]参见陈瑞华：《论侦查中心主义》，《政法论坛》2017年第2期。

[13]（2020）闽0305刑初82号刑事判决书。

[14]参见吴光升：《审前返还刑事涉案财物的若干问题探讨》，《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期；温小洁：《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理之完善——以公民财产权保障为视角》，《法律适用》2017年第13期。

[15]参见李小恺：《刑事涉案数字资产审前处置的困境与对策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

[16]（2022）桂0722刑初29号刑事判决书；（2020）苏09刑终488号刑事裁定书。

[17]参见《建立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多重司法处置路径》，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https://www.spp.gov.cn/llyj/202512/t20251213_713501.shtml，2026年8月13日访问。

[18]参见杨凯：《虚拟货币司法处置须规范化》，《人民法院报》2024年9月3日第2版。

[19]福建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涉案虚拟货币管理规定》第四章，福建省公安厅2023年12月28日发布；另参见《山东省罚没物品处置工作规程（试行）》第三十六条。

[20]参见纪格非：《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保护》，《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韩波：《论涉案财物审理程序中案外人的参与权保障》，《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李奋飞：《刑事诉讼案外人异议制度的规范阐释与困境反思》，《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21]参见陈卫东：《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法学杂志》2020年第3期。

[22]参见向燕：《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实证考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23]参见叶良芳：《数据抑或财物——以虚拟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案件之定性分析》，《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3期；任彦君：《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法商研究》2022年第5期。

[24]参见《探索建立阶梯式犯罪数额判断规则》，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2025年2月20日。相关学理讨论另见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法学》2015年第3期；刘明祥：《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法学》2016年第1期。

[25]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3月联合发布的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之“陈某枝洗钱案”。

[26]参见郭志浩、侯柔倩：《论虚拟货币的双重法律属性》，《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宋路明：《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之刑法定性——基于“权利束”理论的展开》，《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27]参见任素贤：《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及司法处置》，《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17期。

[28]参见陈禹橦：《虚拟货币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中国检察官》2023年3月（司法实务版）；王敬礼、李建华：《数据权视域下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及其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29]参见李胥：《刑事诉讼案外人诉权保护的理论阐释与现实反思》，《东南法学》2022年第2期。

[30]参见潘文博：《数字货币的运行机制与法律治理》，《清华法学》2023年第3期。

[31]参见欧阳本祺、童云峰：《区块链时代数字货币法律治理的逻辑与限度》，《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

[32]关于均价与现货价在单边行情下的差异，参见卢建平、刘嘉：《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治理方案——基于风险视角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33]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3月联合发布的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之“陈某枝洗钱案”。

[34]周加海、喻海松、贾玉慧等：《网络虚拟财产专题入库参考案例解读》，《中国应用法学》2024年第6期。

[35]任彦君：《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法商研究》2022年第5期。

[36]参见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法学》2015年第3期；宋路明：《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之刑法定性——基于权利束理论的展开》，《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37]纪格非：《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案外人权利保护》，《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

[38]参见潘文博：《数字货币的运行机制与法律治理》，《清华法学》2023年第3期。

[39]参见刘明祥：《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法学》2016年第1期；叶良芳：《数据抑或财物——以虚拟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案件之定性分析》，《中国应用法学》2023年第3期；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及重要价值》，《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