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宜宾学院法学本科生

一、引言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九批指导性案例中的“黄某某等人侦查活动监督案”（检例第241号）具有典型意义。[1]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价值高达2亿余元，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该机关仍以“案件尚未完全终结”“可能存在其他犯罪线索”为由，长期不解除上述查封、扣押、冻结。经多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跟进监督，包括听取涉案企业、被不起诉人及其辩护律师意见，全面核查查封、扣押、冻结手续，多次派员前往公安机关核实涉案财物处置情况，涉案财物才得以解封解冻。该案折射的核心问题在于：查扣冻措施的采取、维持与解除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判断，缺乏外部力量的介入与制衡——辩护人在整个过程中既无知情渠道，亦无异议通道，更无参与程序。检察机关正是通过“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才发现问题，足见辩护人的参与对发现和纠正违法查扣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尚需反复纠违方能见效的情形下，辩护人参与的制度价值更不待言。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侦查机关“发现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第142条规定了查询、冻结的程序。在这些条文中，查扣冻被定位为侦查行为，而非强制措施[2]。侦查机关仅凭“发现”这一主观性判断即可启动查扣冻，既无须事前司法授权，也无须听取辩护人意见。[3]查扣冻由侦查机关单方决定，辩护人何以被排斥在这一程序之外？辩护人参与审前查扣冻程序的正当性基础何在？应当如何从制度层面予以回应？围绕上述问题，以对物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为理论视角，从现状检视、理论追问、域外参照、制度回应四个维度依次展开：第一部分检视审前查扣冻中辩护人参与权的规范缺失与实践困境；第二部分从财产权的程序保障、权力制约原理和有效辩护的延伸三个层面论证辩护人参与的正当性基础；第三部分考察域外对物强制措施中程序参与的制度经验；第四部分提出审前查扣冻中辩护人参与权的规范化路径与修法建议。

二、审前查扣冻中辩护人参与的规范缺失与实践困境

辩护人参与权的缺失，首先源于规范层面的制度错位与权利真空。查扣冻在法律定位上被归入侦查行为而非强制措施，由此衍生出知情权、异议权、程序参与权的三重缺失，并在实务中酿成“四超”问题与“自我裁判”的困局。以下从查扣冻的法律定位、辩护人参与的制度壁垒、实务中的制度异化三个层面加以检视。

（一）查扣冻的法律定位：从“侦查行为”到“强制措施”的制度错位

现行《刑事诉讼法》将查扣冻规定于“侦查”一章，与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并列。这一立法体例在制度逻辑上将查扣冻定位为侦查机关的内部职权行为，而非需要外部审批的强制措施。

但查扣冻对公民财产权的干预强度，与逮捕对人身自由的干预具有相当性，前者剥夺或限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后者剥夺人身自由，二者在干预的强度和持续性上相当。逮捕须经检察机关批准，而查扣冻却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这种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在于：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强度相当，程序保障的程度却天差地别。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查封、扣押、冻结”作为对物强制措施的基本类型，采取并列式逻辑与场景式逻辑，既未一贯坚持扣押概念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特性，又偏重于授权与规范执行，而非法律控制[4]。杜磊指出，从查扣冻的功能考量，将其类比为逮捕措施，适用相同的规制模式是妥当的。但现行立法并未完成这一制度转型——查扣冻在名义上仍属于侦查行为，在实质上却发挥着强制措施的功能。正是这种“名实错位”构成辩护人参与权缺失的制度根源。

（二）辩护人参与的制度壁垒：知情权、异议权、程序参与权的三重缺失

查扣冻的“名实错位”不止于概念分类的模糊，其制度后果直接表现为辩护人在程序中的权利配置近于真空。制度真空状态，系指法律既未明确规定辩护人在查扣冻程序中的权利内容，也未设定侦查机关保障辩护人参与的对应义务，形成权利与义务均付阙如的规范空白。具体而言，辩护人的知情权、异议权和程序参与权均面临制度性障碍。

1、知情权缺失

法律未规定侦查机关采取查扣冻措施后须通知辩护人[5]。辩护人往往在事后，甚至迟至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才知晓当事人的财产已被查封、扣押或冻结。由于缺乏法定通知义务，侦查机关可以完全绕过辩护人完成对物强制措施的全部程序。实务研究表明，办案人员在拟对涉案财物“查扣冻”前，既未告知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即将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内容，亦未说明“查扣冻”财物的性质、权属、来源等事项。[6]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律师指出，被采取涉案财物查扣冻措施的公民、法人或其辩护律师所提意见很难得到回应，更谈不上有效行使财物救济权。[7]

2、异议权虚化

法律未赋予辩护人对查扣冻措施的独立异议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第32条要求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行使权利提供保障和便利，但该规定缺乏程序刚性。实务研究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刑民交叉涉案财物的辩护普遍面临知情权保障不足、异议权流于形式、救济程序严重缺位等多重困境，律师难以针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返还等环节开展实质辩护。辩护人即使认为查扣冻不当，也无法通过法定的程序通道提出异议并获得审查回应。

3、程序参与权空白

查扣冻的决定、执行、解除各环节均未设置辩护人参与的程序节点。侦查机关内部虽有审批程序，但辩护人无权参与其中。辩护人无法在查扣冻决定作出前陈述意见，无法在查扣冻执行中到场见证，也无法在查扣冻持续期间申请审查其必要性。

（三）实践样态：“四超”问题与“自我裁判”困局

规范层面的缺失在实务中酿成系统性制度异化。

1、“四超”问题普遍存在

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在实践中并非罕见。部分涉财产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适用查扣冻措施的随意性较大，严重违背比例原则，且持续时间长，妨碍犯罪嫌疑人、案外人正常生产、经营和生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制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8]。这是在中央文件层面首次将查扣冻作为“强制措施”加以表述。《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将查扣冻制度的完善列为重点议题。202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亦将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作为重点监督情形。[9]

在重庆的一起“涉黑”案件中，办案机关将涉案企业和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船舶、房产、车辆等财产全部予以“查扣冻”；在辽宁的一起“涉黑”案件中，办案机关对涉案人员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以及涉案人员名下乃至其近亲属名下的数百处房产、数十辆车、数百个银行账户等大量财产均进行了“查扣冻”。[10]在涉嫌罪名较多、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性质认定交织的案件中，办案机关往往不对具体财物的权属、来源、性质以及是否涉案等进行区分，而是直接对所有涉案企业和人员名下的财产全部予以“查扣冻”，辩护律师所提合法财物辩护意见很难得到重视和回应。

2、“自我裁判”的权力闭环

侦查机关既握有查扣冻的决定权，又承担执行权，自行判断财物是否涉案、应否查扣、何时解除。有学者指出，只有将侦查机关适用查扣冻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才能契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但在现行制度下，这种分离尚未实现。正如有实务观察者所言，侦查机关在审前阶段拥有涉案财物的处置权，使其可以不受约束地查扣冻涉案财物[11]。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董玉琴律师指出，随着经济犯罪、金融犯罪及涉企犯罪的高发，“查扣冻”已成为影响当事人及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战场，辩护律师必须从传统的“人身自由辩护”转向“人身与财产并重辩护”。[12]

3、趋利性执法的制度温床

部分地方将罚没收入与财政挂钩，催生了“远洋捕捞”式跨区域逐利性执法。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不规范、不透明、不及时解封解冻等问题，显著增加了经营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影响投资信心。对物强制措施的不当适用甚至滥用，特别是在权利人寻求救济渠道不畅或效果不及预期时，极易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辩护人对审前查扣冻的“无力感”，正是上述制度设计缺陷的集中映射。

三、辩护人参与审前查扣冻的正当性基础

规范层面的缺失已如上述，但辩护人参与审前查扣冻程序并非仅凭现实需求即能证成，尚需从理论层面回答其正当性基础何在。以下从财产权的程序保障、权力制约原理、有效辩护的延伸三个维度展开论证，揭示辩护人参与何以构成对物强制措施司法控制的内在要求。

（一）财产权的程序保障：从“对人之诉”到“对物之诉”

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对财产的强制性干预，应当接受与对人身干预同等的程序约束。质言之，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作为对被追诉人财产权的干预，折射出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和公民财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13]

刑事诉讼已从“对人之诉”的单重心，转向“对人定罪+对物处置”的双重心。陈瑞华教授指出，与对人之诉不同，对物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对被告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予以没收的申请，包括确认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认定有关涉案财物系违法所得、确认符合没收条件三个组成部分。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是由对物强制处分程序、先行处置程序、审前返还程序以及刑事涉案财物裁判程序构成的制度体系。“对物之诉”的兴起要求赋予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辩护人的参与，正是程序参与原则在对物之诉中的具体展开[14]。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在诉讼标的、证明标准和裁判效力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审前程序中对辩护人参与的需求具有同构性，均要求赋予辩护人及时的知情权、有效的异议权和实质的程序参与权。

财产权的程序保障不仅要求“有权利”，更要求“有救济”。当查扣冻措施可能错误地干预合法财产时，权利人应当拥有有效的程序工具来挑战这一干预。辩护人作为专业法律帮助的提供者，是这一程序工具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郝春莉律师建议，应当科学合理设计查扣冻权力配置，规定由检察机关行使涉案财物强制措施决定权，由公安机关行使执行权，并明确检察机关在决定查扣冻措施时，应当听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对查扣冻的申辩意见。

（二）权力制约原理：查扣冻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分离需求

对物强制措施的恣意行使，不仅严重侵害公民及其他主体的财产权益，更消减了司法的公信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控制的缺位。

杜磊指出，只有将侦查机关适用查扣冻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才能契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这一论断揭示了权力制约的基本逻辑：当同一机关既掌握决定权又承担执行权时，就形成了“自我裁判”的权力结构，外部监督无从介入，权利保障无从谈起。

辩护人的参与是权力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物强制措施的采取由侦查机关按照其内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监督，极易导致侦查权的滥用。辩护人通过知情、异议和参与，能够形成对侦查机关查扣冻权力的有效制衡——这种制衡并非取代侦查机关的决定权，而是通过程序性参与，使查扣冻的决定过程从“封闭的内部审批”走向“开放的对抗性审查”。从“消极参与”（事后知情、被动接受）到“积极参与”（事前陈述、事中到场、持续监督）的转变，是辩护人参与权从形式走向实质的关键。消极参与只能实现最低限度的权利知悉，而唯有积极参与才能在查扣冻的决定、执行与持续审查各环节形成真正的权利制衡，使辩护人从程序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三）有效辩护的延伸：财产辩护的独立价值

有效辩护不仅包括对定罪量刑的辩护，还应包括对涉案财物处置的辩护。现行《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辩护人对财物辩护的职责边界，导致该类业务地位边缘化。

财产辩护之所以具有独立于人身辩护的规范地位，根源在于其保护法益的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审前阶段的财产处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存与经营，一家企业被“查扣冻”全部资产，即意味着数百员工面临失业；一套住房被查封，即意味着一个家庭失去栖身之所。这些后果虽非定罪量刑，但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同样深重。从权利保护的全面性来看，人身自由与合法财产同为公民基本权利，二者不应存在程序保障上的等级序列。既然有效辩护要求辩护人对定罪量刑问题提供实质性帮助，那么在财产权面临同等程度干预时，辩护人同样应当获得充分的参与空间。可见，财产辩护并非人身辩护的附属品，而是在“对物之诉”日益独立化的背景下具有自身规范基础的独立辩护形态。

从有效辩护的理念出发，辩护人的职责不仅是“提出无罪、罪轻的材料和意见”，更应“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财产权作为“其他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辩护人的保护范围之内。在“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并行的二元结构中，辩护人的功能应从单一的“人身辩护”拓展为“人身辩护+财产辩护”的双重职能，在审前阶段即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关联性进行甄别和异议，将财产辩护从审判阶段前移至侦查阶段。

四、对物强制措施中程序参与的比较法考察

正当性的理论追问之外，对物强制措施中程序参与的制度经验尚有可供参照的域外资源。美国与德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对物强制措施的司法控制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规范体系与实践经验，以下分别考察并提炼对中国的启示。

（一）美国：令状原则与没收程序中的当事人参与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要求搜查扣押须以相当理由（probable cause）为基础并取得令状。联邦刑事没收程序分为对人没收（criminal forfeiture）和民事没收（civil forfeiture）两种类型。在刑事没收中，控诉方必须将裁决结果通知利害关系人。民事没收程序中，财产权利人有权获得事先通知和听证机会，并可提出“无辜所有者抗辩”（innocent owner defense），即权利人若能证明其对财物被用于犯罪不知情或已尽合理努力防止财物被用于犯罪，可免于没收。美国联邦刑事没收程序的通知要求以及对第三人权利的保护措施，对完善刑事涉案财物追缴、没收程序具有借鉴意义。两大法系在强制处分权的事前制衡上已基本达成一致，均采取法定原则与司法令状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在事后制衡上，也普遍确立了以程序性制裁为主、以司法救济式制衡为辅的事后制衡体系。

（二）德国：司法审查原则与比例原则的约束

德国刑事诉讼将对物扣押纳入强制处分范畴，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保留原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从侦查、审判到裁判生效后的救济程序，均赋予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和诉讼地位。由于侦查阶段的扣押程序中设有司法审查，侦查机关随意扣押、扩大扣押涉案物品的范围受到有效抑制。对于侦查阶段受扣押干预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向法院声请裁判。德国法还确立了比例原则对扣押措施的约束，明确排除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形，包括本人及其抚养、赡养人的合理生活费、聘请律师的辩护费、代理费等。

（三）比较法启示

域外经验表明，对物强制措施须接受司法审查，且应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美国法通过令状原则和通知制度保障权利人的知情与参与；德国法通过司法审查原则和比例原则约束扣押权力的行使，并为受干预人提供司法救济渠道。

中国审前查扣冻的“行政化”运行模式与国际通行的“司法化”标准存在明显差距。在制度构建层面，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对物强制措施”专节，完善司法审查与检察监督机制。辩护人参与权的保障，正是这一制度转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五、审前查扣冻中辩护人参与权的规范化路径

域外经验揭示了辩护人参与对物强制措施程序的基本制度逻辑，但中国问题的解决仍需立足本土规范框架和制度资源。以下从修法建议、制度配套、救济渠道与规则提炼四个层面提出具体方案，推动审前查扣冻从“行政化单方决定”走向“诉讼化多方参与”。

（一）修法建议：增设辩护人参与的程序节点

在查扣冻从“侦查行为”转向“强制措施”的制度转型中，辩护人参与权的规范化应当同步推进。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以下规定：

1、查扣冻决定前的通知与陈述程序

侦查机关拟采取查扣冻措施的，除紧急情况外，应当事先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并给予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其制度逻辑在于：倘查扣冻为一项需要审慎判断的强制措施，则作出判断的过程理应听取可能受影响的当事人的意见。辩护人的参与能够帮助侦查机关更全面地评估查扣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减少错误干预的发生。郝春莉律师明确建议，检察机关在决定查扣冻措施时，应当听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对查扣冻的申辩意见。

2、查扣冻的事后审查与辩护人异议权

赋予辩护人对查扣冻决定的独立异议权。辩护人认为查扣冻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违反比例原则的，可以向决定机关提出异议；异议未获支持的，可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有学者建议，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应构建事前司法审查、事中强制必要性监督、事后纠正赔偿机制，健全被追诉人知情权、异议权、变更对物强制措施申请权、救济权的权利保障体系。

3、查扣冻的定期审查与解除程序

查扣冻措施应设定明确的期限。期限届满需延长的，应经检察机关批准并通知辩护人。辩护人可随时申请解除不当查扣冻措施。这一制度设计使查扣冻不再是一个“一扣了之”的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接受审查的动态过程，辩护人的参与使这一审查过程具有了对抗性的品质。

（二）制度配套：知情权保障与程序衔接

修法之外，还需建立配套的制度机制。

1、建立查扣冻措施的通知制度

侦查机关采取查扣冻措施后，应在法定期限内书面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载明查扣冻的依据、范围、期限及救济途径。通知制度是辩护人行使一切后续权利的前提，没有通知，就没有知情；没有知情，就没有参与。

2、建立涉案财物清单的移送与查阅制度

侦查机关应将查扣冻财物清单随案移送，并保障辩护人的查阅权。清单移送与查阅制度的确立，能够使辩护人获得开展财产辩护所必需的“弹药”。董玉琴律师指出，辩护律师在程序层面应着重审查强制措施是否“先立案、后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过程是否有见证人在场，续封手续是否合法，是否在规定时间内解除强制措施并返还财产等，这些操作层面的审查需求，均以知情权的保障为前提。

3、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明确检察机关对查扣冻措施的同步法律监督职责。应健全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法律监督机制，加强检察机关与相关机关办案衔接和配合制约。检察机关的监督与辩护人的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构成对查扣冻权力的双重制约。

（三）救济渠道：违反程序的制裁与赔偿

无救济则无权利。辩护人参与权的保障，最终必须落实为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

1、程序性制裁

未经法定程序实施的查扣冻，包括未依法通知辩护人、未听取辩护人异议即作出决定等情形，所获财物不得在后续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或在处置中作为依据。程序性制裁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中的权利救济，更在于通过“违法无效”的威慑，倒逼侦查机关将辩护人参与内化为查扣冻程序的必要环节。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裁范围主要针对言词证据和部分实物证据，尚未延伸至对物强制措施的程序违法。将程序性制裁拓展至查扣冻领域，即意味着侦查机关的程序违法将承担证据法上的不利后果，这种制度设计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违法低成本”的现状。

2、实体性救济

违法查扣冻造成损失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违法查扣冻的国家赔偿，应以侦查机关存在过错且当事人遭受实际损失为前提，赔偿范围应包括因查扣冻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及合理的经营性损失。对物强制措施的不当适用甚至滥用，特别是在权利人寻求救济渠道不畅或效果不及预期时，极易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国家赔偿制度为这种质疑提供了最终的制度回应。

（四）案例规则的提炼

综合上述案例分析，可提炼出对物强制措施适用的一般判断规则：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应当与涉案行为具有直接关联性，凡与犯罪事实无直接关联的合法财产，不得纳入查扣冻范围；侦查机关在采取查扣冻措施时，应承担对财物关联性的初步说明义务，辩护人有权对此提出异议并要求侦查机关说明理由。

这一规则的适用，要求侦查机关在查扣冻决定中载明每项财物与具体犯罪事实的关联关系，而非笼统地以“涉案”为由一揽子查封、扣押、冻结。同时，辩护人基于该规则提出的异议，侦查机关应给予书面回应，说明维持或解除查扣冻的理由，从而形成“决定——异议——说明——审查”的程序闭环。

六、结语

查扣冻由侦查机关单方决定而辩护人被排斥在外的制度现象，根源在于制度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与“重人身、轻财产”的传统。查扣冻在名义上属于侦查行为，在实质上发挥着强制措施的功能，但程序保障的标准却远低于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种“名实错位”使查扣冻长期游离于司法控制之外，也使辩护人无法获得参与的程序通道。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查扣冻制度的法治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将查扣冻明确为“强制措施”，标志着制度定位的根本转变。在这一转型中，辩护人参与权的规范化不应被遗忘。从知情权到异议权，从程序参与权到救济权，辩护人参与审前查扣冻程序的权利体系，不仅是对当事人财产权的程序保障，更是对侦查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推进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注释：

[1]《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九批指导性案例·黄某某等人侦查活动监督案（检例第241号）》，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spp/jczdal/202512/t20251223_714267.shtml，2026年7月3日访问。

[2]杜磊：《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措施化若干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26年第1期，第20-31页。

[3]韩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完善》，《江西社会科学》2026第1期，第78-92页。

[4]佚名：《〈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对物强制措施体系化构建》，《财经法学》2026年第3期，第19-32页

[5]陈卫东：《民营经济保障的刑事程序法进路——基于“法律-政策”双向互动的分析》，《法学论坛》2026年第1期，第45-58页。

[6]焦景收：《刑民交叉案件中涉案财物处置的辩护困境与审查起诉阶段的救济路径》，载第二届“西政刑辩论坛”,2026年7月3日访问。

[7]郝春莉：《〈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视野下的辩护制度完善的几点思考》，载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官网，https://www.dongweilawyer.com/newsDetail?id=e809030e-360e-4baa-8114-d4210dab129d，2024年6月20日访问。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新华社，2026年7月3日访问。

[9]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深化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会议》，2026年3月25日访问。

[10]梁雅丽、傅庆涛：《刑事财产审理中的诉讼参与人及证据证明问题》，载京都律师事务所官网“京都释法”栏目，2025年4月17日访问。

[11]《如何理解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载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年7月3日访问。

[12]董玉琴：《经济犯罪案件中“查扣冻”辩护的实务要点与策略转型》，载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2025刑辩风云谈”第十二期专题分享，2025年10月22日访问。

[13]董坤：《论对物强制措施与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保障》，《清华法学》2025年第2期，第59-76页。

[14]李昌盛：《侦查行为到强制措施：涉案财物查扣冻制度的法治化转型》，《中国刑事法杂志》2026年第3期，第93-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