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江西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虚拟货币犯罪案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全面渗透到灰黑产业上下游链条等各个环节。随着“断卡行动”和“反洗钱法”等一系列措施落地见效，虚拟货币凭借去中心化、匿名性、无国界等技术特征，正在成为成为传统犯罪洗钱的关键通道，毒品交易、跨境赌博、走私运输等传统非法收益在过去依赖现金搬运或复杂金融网络，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则大规模地转向泰达币（USDT）等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正在催生并滋养着一个全新的、以数字空间为原生土壤的灰黑产生态。[1]

由此可见，虚拟货币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传统犯罪的资金流转模式，也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体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监管政策的禁止性与司法处置的必要性之间形成了显著张力，而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模糊性、处置规范的缺失性、技术操作的复杂性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因此，深入研究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系统梳理司法处置的实践现状与突出问题，探索科学合理的完善路径，对于规范司法行为、打击新型犯罪、维护金融秩序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基础界定

（一）虚拟货币的概念与类型

虚拟货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并非由中央银行或公共权威的机构发行，也不一定与法定货币挂钩，但却被一些自然人或法人所接受，用于支付手段，进行电子化转移、储藏或者交易，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加密资产。其区别于传统电子货币的核心特征在于去中心化的发行机制和基于区块链的价值流转体系，[2]与基于国家信用、由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有着本质的区别。

目前，虚拟货币的种类主要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主流币，如比特币（BTC）、以太坊（ETH）等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值的虚拟货币；另一种是稳定币，指与法定货币或其他资产挂钩，市值稳定的虚拟货币，如占据主导地位的泰达币（USDT）、USDC等，二者价值均锚定美元，即1USDT/USDC＝$1，稳定币可直接用于交易主流币。[3]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形态的涉案虚拟货币在价值属性、技术特征、流转方式上存在差异，也导致其司法处置的侧重点与难度各不相同。

表 1 稳定币与其他加密货币的区别

（二）虚拟货币的技术与处置特征

1、技术特征

涉案虚拟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支撑，在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传统财产截然不同的运行特点，而这些技术特征也直接决定了其司法处置的特殊性。虚拟货币的交易依托区块链以“点对点”模式完成，所有交易记录被同步记载于链上，以此保障交易的安全性与可信度，整个交易过程依靠私钥、公钥及钱包地址实现身份验证与资产划转。从运行结构来看，虚拟货币不存在央行等中心化管理机构，部分甚至由个人名义发行，具有典型的去中心化特征。与此同时，虚拟货币交易仅以区块链地址作为对外标识，并不直接关联使用者的真实身份，私钥、公钥与钱包地址的使用方式进一步让链上地址与现实主体相互脱钩，形成“钱在链上跑，人在链下藏”的匿名状态，显著加大了司法机关进行主体核验与资金流向追踪的难度。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货币可脱离传统金融系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即时划转，具备突出的跨境流通属性，加之主流交易平台多设在境外，司法机关开展扣押、冻结等工作往往需要境外平台配合，操作流程更为复杂。更为关键的是，虚拟货币的控制权完全由私钥和助记词决定，持有人凭借专属密钥完成对资产的占有、支配与处分，私钥的安全保管直接关系资产归属，这一技术特性也让虚拟货币在查封、扣押、保管等司法处置流程中，面临着远复杂于传统财物的操作要求与风险隐患。

2、处置特征

虚拟货币依托各类数字钱包与加密货币交易所实现流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违法犯罪行为人会将通过犯罪手段取得的虚拟货币存放于上述平台，伺机变现。但就当前司法运行状况而言，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规则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法律依据与裁判尺度，实践操作仍处在探索阶段。从实际处置过程来看，虚拟货币涉案财物的处理具有明显特殊性，不仅对区块链取证技术、私钥管控流程依赖度高，而且程序环节更为繁琐，受到的合规约束也更为严格，同时还存在价值认定标准模糊、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不足等问题。[4]司法实践中通常以离线冷钱包作为主要保管方式，但即便如此，仍难以完全避免账户被重置、资产被私自转移或信息泄露等风险。[5]受国内监管政策约束，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在境内公开拍卖或变卖，只能借助境外交易平台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跨境变现，由此带来机构资质、服务收费、外汇结算等一系列合规风险。[6]加之现有法律未针对虚拟货币作出专门规定，各地在处置尺度、操作流程上差异较大，程序正当性难以保障，权力制约相对薄弱，当事人的异议权与救济权也未能得到充分落实。[7]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又缺乏权威的定价标准，司法机关只能结合销赃数额、购买成本或案发当日价格进行酌定认定，难以做到精准量化，这不仅影响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追赃挽损的实际效果。

三、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认定

（一）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

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构成了司法处置的理论基础，而涉案财物才是司法机关实施处置的具体对象。因此，只有首先厘清虚拟货币是否具备涉案财物的法律地位，才能进一步确定适用于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具体处置方式。这一逻辑关系表明，对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认定直接决定了后续处置程序的展开方式和适用标准。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问题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这一争议同时体现在立法规范与司法实践两个层面。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形成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其中四种主要理论观点尤为值得关注。其一，商品说。该学说主张虚拟货币本质上属于特定类型的虚拟商品，具备明确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观点与我国早期监管政策中将比特币认定为“特定虚拟商品”的立场相契合。其二，数据说。该理论认为虚拟货币的核心属性是电子数据，其产生、存储、交易和流转均完全依赖于计算机信息系统运作，因此主张将其纳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法律规制框架予以规范。其三，证券说。该观点强调部分虚拟货币具备证券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具有投资属性和收益预期，尽管我国现行政策禁止虚拟货币交易，但该学说在欧美等法域的监管实践中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其四，财产属性说。作为当前主流观点，该学说承认虚拟货币虽非法定货币，但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等财产基本特征，本质上是以数据为载体的一种新型虚拟财产。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这一观点已在理论和实务界形成较强共识，为司法机关将虚拟货币纳入涉案财物处置范围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系统通过一系列标志性判例同样逐步确立了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认定标准。从实证层面观察，这一司法认知的演进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在刑事审判领域，法院系统通过对盗窃等传统财产犯罪案件的审理，明确认可虚拟货币的经济价值。法院在审理张某盗窃以太币案时，[8]不仅以盗窃罪对被告人科处刑罚，更在判决中系统阐释了以太币作为“具有管理可能性、价值性和流通性的虚拟财产”的法律特征。

其次，在民事审判领域，司法机关通过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裁判，进一步强化了虚拟货币的财产权保护。在李某等人诉闫某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明确认定比特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三大财产核心特征，据此将其纳入《民法典》第127条规定的“网络虚拟财产”范畴予以保护。[9]这一裁判要旨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政策形成了相互印证。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罗某杰诈骗案”——利用虚拟货币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跨境转移资金等指导性案例，从法律监督角度确认了虚拟货币既可作为非法集资等犯罪的支付结算工具，也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财物特征的双重属性。这种司法立场的协调统一，为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提供了规范基础。

最后，这些司法实践的发展轨迹表明，尽管我国现行政策否定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但司法机关已在“财产权保护”与“金融风险防控”之间建立起相对平衡的法律适用框架。通过刑事、民事及检察监督等多个司法维度的协同认定，虚拟货币作为“以数据为载体、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的特殊财产”的法律定位已初步形成体系化共识。这种司法认知的趋同，不仅契合数字经济时代新型财产形态的保护需求，也为后续立法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虚拟货币作为刑事涉案财物的正当性

虚拟货币能够成为刑事涉案财物，其正当性可从以下四个核心维度分析。

第一个维度，其具备完整的财产属性，这是虚拟货币作为涉案财物的基础。虽然我国对虚拟货币实行“禁止性监管”政策，即虚拟货币不能像法定货币一样在市场中流通，也不具备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等法定货币的职能，但其作为一种数据性的财产或者一种财产性的数据，其是具有一定的利益性、稀缺性与价值性的，并且在一些国家已经赋予了虚拟货币合法的地位。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非法金融活动，全面禁止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兑换等服务，但持有虚拟货币却是不违法的，也正是因为虚拟货币的持有合法，加之数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司法实践中爆发了大量的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而在这些案件中，实务界和理论界也多将虚拟货币定义为涉案财物。

第二个维度，虚拟货币具备财产属性的三大核心要素，这是其在法律层面获得财产权益的基本支撑。在价值性方面，基于自由市场规律，虚拟货币通过供需关系确立了广泛认可的交换价值，其价值实现路径表现为两种典型方式：一是通过境外合规交易平台与法定货币进行双向兑换；二是直接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商品或服务。这两种模式均能产生真实、可量化的经济收益，使持有人获得实质性的财产利益。在稀缺性方面，虚拟货币通过技术设计确保其稀缺性特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采用算法预定总量机制，从源头上杜绝了通胀性贬值的可能。其他主流虚拟货币亦通过通缩模型、销毁机制或市场调节等方式，维持供需平衡状态。在可支配行方面，私钥控制机制构建了完整的财产支配体系，持有者凭借专有密钥可实现对特定区块链地址内资产的绝对控制，无需中介机构介入即可完成转让、赠予等处分行为，同时具备排除他人干预的排他性管理权限。这些技术特征完美契合传统物权理论中“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构成要件。

第三个维度，虽然我国出于金融风险防控的考量，对虚拟货币的交易和经营活动采取严格的监管限制，但政策并未否认其作为财产的法律属性。2021年十部委《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指出：禁止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交易等市场流通行为，亦不允许机构开展相关金融业务。然而，该《通知》并未将个人持有虚拟货币本身视为非法，也未直接否定其财产性质。这意味着监管政策的重点在于防范虚拟货币的金融化异变，而非彻底否认其作为数字资产的价值。这种“严禁市场行为，保留财产属性”的监管取向，一方面杜绝了虚拟货币的非法金融化可能，另一方面则为司法机关在涉及虚拟货币的财产纠纷、刑事案件中灵活处理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四个维度，从司法实践来看，虚拟货币作为新型财产形式，完全符合刑事涉案财物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明确将涉案财物界定为犯罪所得、犯罪工具及违禁品等与犯罪活动密切相关的财产，具体到虚拟货币，其在刑事犯罪中往往呈现双重属性，即一方面可能作为盗窃、诈骗等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洗钱、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这种多重属性使得其天然具备司法处置的对象适格性，而司法机关对涉案虚拟货币采取追缴、没收或退赔等措施，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实践必要性。从刑法功能角度看，追缴犯罪所得能够有效剥夺不法收益，实现刑罚的惩治与预防目的。从被害人权益保护角度看，退赔处置则有助于弥补受害人经济损失，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司法经验的积累，我国司法机关已逐步建立起涉案虚拟货币的规范化处置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相关处置行为的程序正当性和实体公正性。这一司法实践既遵循了传统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对新型数字财产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四、我国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实践与先行处置制度检视

（一）司法处置的实践模式

当前，我国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处置流程，整体以侦查机关主导、先行处置常态化、境外渠道变现为典型特征。由于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且保管技术门槛高，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即对涉案虚拟货币采取处置措施已成为通行做法，这种模式在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尤为普遍，其旨在快速实现资产变现，防范价值贬损与流失风险。具体的处置流程包括：查扣与控制环节。司法机关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涉案虚拟货币的控制，包括获取钱包私钥与助记词、扣押存储私钥的手机、电脑、硬件冷钱包等介质，以及对交易平台涉案账户采取冻结措施，从而完成法律意义上的扣押与查封。保管与存储。由于涉案虚拟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实践中优先采用离线冷钱包保管，即将案涉虚拟货币转移至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专用冷钱包，实现与互联网物理隔离，降低被黑客攻击、秘密转移的风险。同时实践中也存在热钱包、纸钱包等保管方式，即将虚拟货币存储在线上交易所账户的方式，但此种保管方式安全稳定性较弱，存在私钥泄露、资产灭失的潜在隐患。变现与处置。受境内虚拟货币交易监管政策的限制，第三方机构委托处置是当前最主要的变现方式。在操作路径上，司法机关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委托协议，由第三方机构负责涉案虚拟货币的检测、转移、出售、结汇等全流程操作，司法机关支付相应服务费。此外，也存在少数由办案机关自行处置或由嫌疑人协助变现的情形，但这类变现操作因风险高、合规性难以保障而较少采用。

（二）现行规范依据

自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原银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 号）以来，我国监管层面始终明确，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仅属于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非法定货币，也不具备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10]在此监管框架下，司法实践对虚拟货币相关投资、交易等民事行为一贯持否定评价。因虚拟货币不具备法定货币资质，相关投资、委托交易等行为往往因扰乱金融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被依法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根据 2021 年十部委《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及当前司法裁判规则，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当事人因此主张的民事权益不受法律保护，（2024）豫 1282 民初 2758 号、（2023）京民申 463 号等典型判例均体现这一裁判思路。[11]从司法处理结果来看，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投资者因虚拟货币交易产生的损失通常无法获得司法救济，损失自担成为此类纠纷的基本原则，[12]江西景德镇法院审理的62万元委托购买“诺一币”纠纷案也明确提示，即便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也并非对虚拟货币交易的合法性认可，投资者仍需自行承担主要投资风险。

在民事法律风险之外，虚拟货币的交易、结算与跨境流转行为，在特定条件下还会引发刑事法律风险。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加大对涉虚拟货币犯罪的打击力度，相关刑事罪名的适用规则日趋清晰，实践中较为典型的行为模式及所涉刑事罪名主要包括：

表 2  典型行为模式与可能涉嫌罪名

随着涉虚拟货币刑事案件逐年高发，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难题已成为当前刑事审判与涉案财物治理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相关规则完善与实践优化已得到最高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立项结果，将《涉案虚拟货币处置问题研究》纳入重点资助课题范围，从顶层研究层面聚焦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规则构建与实践破解路径。紧随其后，2025年11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完善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规则的工作要求，聚焦处置规范化建设精准施策，为全国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划定核心方向、明确工作重点。在顶层政策指引下，北京[13]、上海[14]等司法实践前沿地区的司法机关，主动结合本地办案经验积极探索合规、可行的处置路径，逐步形成了一批兼具创新性、实操性与参考价值的处置模式，为全国统一规则的落地积累了丰富实践样本。理论层面同样取得关键性突破，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刊载《建立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多重司法处置路径》一文，明确厘清核心理论边界，提出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本质是司法机关履行刑事判决执行的法定职责，并非参与金融交易活动。该观点精准回应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处置正当性争议，有效破除了理论认知误区，为涉案虚拟货币规范化处置、制度化规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支撑与合规指引。

图1 北京市“公安机关主导+国资平台受托+境外持牌交易所变现”的处置链条

图2 上海市“境内委托+境外转委托+资金闭环回流” 的处置模式

整体来看，我国针对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规则，大体形成了法律、规范性文件、监管政策三个层次共同支撑的制度格局。在法律层面，《刑法》第六十四条所确立的追缴、没收、责令退赔等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查封、扣押、冻结的程序规定，共同搭建了最基础的法律框架，只是这些条文大多针对传统财物设计，对虚拟货币的特殊性缺少专门回应。在规范性文件层面，中办、国办2015年印发的涉案财物处置意见，明确了易贬值资产可以先行处置，这一规则成为实践中对虚拟货币提前处置的重要依据；而最高检、公安部先后出台的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又对扣押、保管、移送等环节作出具体安排，为司法机关实际操作提供了直接参照。在监管政策层面，2021年十部委发布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为司法处置划定了不可突破的政策边界；公安部经侦部门的办案指引以及福建、山东等地制定的地方规范，则进一步细化了查询、查扣、保管、变现等具体流程，成为各地办理案件的现实依据。从整体运行情况看，现有规范虽能为涉案虚拟货币处置提供基本遵循，但仍停留在传统资产的规制思路上，专门性、统一性明显不足，尚未形成针对虚拟货币技术特征与处置特点的完整制度安排。

（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在规范供给不足与技术特性高度复杂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不仅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使当事人合法财产权利保障面临严峻挑战。

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律依据缺失，各地处置标准不统一。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涉案财物地位作出明确界定，传统涉案财物规则难以覆盖去中心化、匿名化的数字资产，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存在明显断层。各地司法机关在查扣程序、保管方式、变现渠道、价格认定等关键环节做法不一，同案不同处置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影响刑事司法的统一性与公信力。

与此同时，先行处置常态化，程序正当性严重不足。先行处置本是为防止涉案财物价值贬损而设置的例外性保全措施，却在实践中异化为侦查阶段的常规操作，普遍突破“随案移送、判决后处置”的基本原则，与无罪推定精神相背离。部分办案机关未严格履行权利人同意、层级审批等法定程序，启动随意、操作不透明，程序正义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更为严峻的是监督制约双重缺位，权利救济机制薄弱。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视角来看，其难以对私钥、助记词从扣押、保管到移送的完整链条开展实质化监控。虚拟货币扣押时仅记录哈希值而非物理实体，保管于专用加密钱包而非传统证物室，移送过程也仅体现为线上控制权转移，这一系列无形化操作，使侦查监督无法像监督实物证据那样通过查验封存状态、核对保管记录实现有效履职，对于虚拟货币被私下挪用、私钥被秘密复制、资产因保管不当灭失等重大程序违法情形，往往难以发现、无从纠正。从侦查机关内部制约来看，虚拟货币保管同样存在突出风险，其管理高度依赖少数办案人员的技术能力与职业操守，传统“双人双锁”、出入库登记等制约机制效力大幅弱化。具体表现为：一是权限过度集中，掌握私钥的办案人员拥有不受有效约束的资产处置权限，在巨额利益诱惑下易引发道德风险；二是操作记录缺失，资产流转、处置等关键环节缺乏透明、不可篡改的审计留痕；三是责任界定模糊，一旦发生资产丢失、盗用等情况，在技术特性遮蔽下难以区分意外事故与故意行为，也无法精准追溯责任环节。这种内外监督的双重失守，不仅直接威胁涉案财产安全，影响追赃挽损与财产刑执行效果，更从根本上侵蚀司法程序公信力，极易滋生司法腐败与技术滥用行为。在此情况下，权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缺乏制度保障，面对违法处置行为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此外，价格认定困难、变现渠道不规范也成为制约处置规范化的重要因素。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境内缺乏官方认可的评估机构与统一定价标准，实践中多依赖境外交易平台数据，因选取时点、平台不同，评估结果差异显著。变现环节中，第三方处置机构资质参差不齐，部分机构通过场外交易、多层转委托等方式操作，存在合规风险与外汇管理隐患，加之服务费标准不透明，当事人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

（四）先行处置的制度定位与适用偏差

虚拟货币先行处置在实践中呈现的失范状态，本质上是制度定位偏离、法定适用条件被虚化适用的结果，只有回归规范本意，才能对其进行正本清源式的厘清。在制度定位上，先行处置应当被界定为原则之例外，而非处置之常态。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基本法理，涉案财物应以随案移送、生效判决作出后方可终局处置为基本原则，财产的最终处分权专属于人民法院。先行处置仅为特定情形下的临时性价值保全措施，仅适用于易损毁、易灭失、易贬值、价格波动剧烈或有效期届满等特殊财物，其制度目的在于防范财产价值不当减损，而非在判决生效前提前处分财产权属。据此，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先行处置亦应恪守例外适用的基本定位，不得随意将其普遍化、常规化。从法定适用条件来看，虚拟货币并不当然具备先行处置的适用基础：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存在，在私钥安全保管的前提下，通常不会发生物理损毁或灭失；比特币、以太坊等非稳定币虽价格波动较为明显，但USDT等稳定币与法定货币锚定，价值相对稳定，不存在显著贬值风险。因此，对虚拟货币是否适用先行处置，应当根据币种类型、价值波动特征、保管条件等因素进行个案判断，而非不加区分地一律纳入适用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先行处置明显背离制度初衷，呈现出较为突出的适用偏差：一是适用对象泛化，将全部虚拟货币直接等同于价格波动大的财产，不加区分地适用先行处置；二是法定要件虚化，“权利人同意或申请”的启动条件被实质性搁置，犯罪嫌疑人因人身自由受限难以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被害人及利害关系人亦缺乏有效参与途径；三是审批程序内部化，先行处置仅依赖办案机关内部审批完成，缺乏外部监督与权力制约，程序公正性难以保障。

（五）先行处置泛化的深层成因

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先行处置在司法实践中普遍泛滥，并非简单的办案操作不规范所导致，而是制度规则缺位、侦查体制特点、实务办案需求以及考核激励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催生的结果，其泛化适用具备深刻的现实成因与制度根源。

首先，专门规范缺失，裁量边界缺乏刚性约束。当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涉案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全国性统一规范，对于虚拟货币能否适用先行处置、不同币种的适用区分标准、程序启动的实质要件、层级审批的流程、当事人权利保障机制以及违规处置的追责机制等关键内容，均无明确、细化的制度规定。专门规范的缺失，[15]使得各地司法机关只能参照传统涉案财物处置规则酌情适用，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直接为先行处置的随意扩张、泛化适用提供了制度漏洞与操作空间。

其次，强职权主义的侦查构造，弱化了外部监督制衡的效能。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以犯罪控制为核心导向，侦查机关拥有广泛的侦查处置权限。相较于侦查权的主动扩张，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多体现为事后审查模式，具备明显的被动性与滞后性，[16]难以对虚拟货币先行处置的启动、审批、执行全过程开展事前预防与事中动态监督。这种权力制衡的结构性失衡，让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倾向于围绕追赃挽损的办案目标，主动对涉案虚拟货币采取提前变现、先行处置等措施，进一步突破了制度的例外适用边界。

再次，案件诉讼推进与社会维稳的现实需要，倒逼先行处置常态化落地。受国内监管政策限制，我国境内不存在合法、公开、统一的虚拟货币定价与交易渠道，虚拟货币本身无法直接作为量刑与涉案金额认定的依据。将虚拟货币提前变现为法定货币，成为司法实践中固定涉案数额、推进诉讼流程、完善证据链条的最直接方式。[17]尤其是在虚拟货币传销、非法集资等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中，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及时通过先行处置变现资产、返还受害群众，能够有效化解群体性纠纷、缓解社会矛盾，这种现实维稳需求，成为办案机关常态化适用先行处置的重要推动力。

最后，功利化考核导向与利益驱动，助推处置行为异化。从实务运行机制来看，部分地区财政对政法机关罚没收入存在返还激励机制，涉案虚拟货币变现后的罚没收益，能够为办案单位提供经费支撑，形成了隐性的利益驱动。同时，现阶段司法绩效考核体系中，追赃挽损率、涉案资产处置成效、案件办结效率等均为核心考核指标，在考核压力的倒逼下，办案机关往往优先选择快速变现、提前处置涉案虚拟货币，无视先行处置的例外属性，最终造成制度适用的普遍泛化与程序失范。

五、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完善路径

（一）明确法律属性，划定司法处置核心底线

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界定不清，是涉虚拟货币刑事司法处置混乱、各地裁判标准不一的根本原因。我国长期仅以监管政策约束虚拟货币交易，未在刑事立法中明确其定位，致使涉案虚拟货币查控、保管、变现、退赔全流程缺乏立法支撑，司法处置始终存在合规争议。想要破解实践难题，首要任务便是从立法层面明晰其刑事法律定位，划定司法处置边界。

依托刑诉法、刑法修订契机，可正式确立虚拟货币刑事涉案财物地位，将其界定为具备财产价值的特殊虚拟财产，区别于法定货币与普通电子数据，纳入涉案财物统一规制范畴。该界定契合虚拟货币财产属性，也适配司法追赃挽损、打击相关犯罪的实务需求。最高法、最高检可出台专项司法解释，明确认定标准、处置原则与实操流程，针对去中心化币种处置难、价格波动大、权属认定复杂等问题制定细则，统一全国司法处置尺度。

厘清属性后还需区分司法处置与民间非法交易边界。监管政策禁止的是民间投机性交易，司法机关为办案开展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属于公权力履职行为，具备司法正当性。但处置工作仍须严守金融、外汇、反洗钱监管规定，严禁借司法名义变相开展市场化交易，所有资产变现均走合规境外渠道，完善资金核验流程，确保资金流转合规可溯，防范各类金融风险。

（二）限缩适用边界，规范涉案虚拟货币先行处置制度

先行处置属于涉案财物临时性保全措施，目的是保全资产价值、节约司法资源，并非常规处置手段。当前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出现泛化适用问题，既违背无罪推定原则，还易引发权力滥用、资产流失等问题，亟需从适用情形、启动条件、审批流程三方面从严规范，回归制度原本功能。

严格限定适用情形，秉持必要适用原则。仅在三类情形下可启动先行处置：一是币价存在急速贬值风险，不及时处置将造成重大财产损耗；二是资产存在被盗、转移等灭失风险，无法实现安全存储管控；三是长期保管成本过高，严重违背诉讼经济原则。对于价格稳定币种、已安全封存无风险资产，一律不得适用先行处置。

规范程序启动条件，充分保障多方权益。处置启动需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意愿，经权利人书面申请或全体知情权利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开展。权属不明、权利人暂无法确定的案件，需依法公告征询意见，无异议后方可启动，切实维护各方合法财产权益。

收紧多层级审批流程，压实监管追责责任。建立层层审核的闭环审批机制，严格落实逐级上报审批流程，留存全部审批台账。重大涉众案件完成本级审批后需向上级机关备案，同时落实终身追责机制，对违规审批、随意处置造成财产损失的人员，依法追究相关履职责任。

（三）搭建全流程体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先行处置权力失范，根源在于监督机制缺位，存在事前审查宽松、事中权力集中、当事人参与不足等问题。构建事前事中全流程监督体系，才能实现公权力规范行使与私权利保障平衡。

事前监督引入检察外部审查机制，办案机关拟开展先行处置，须向同级检察院提交书面申请及案件材料，由检察机关开展实质性审查，依法作出批准或驳回决定，从源头杜绝随意处置行为。

事中监督推行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长远可搭建区域性统一虚拟货币处置中心，专职负责资产保管、变现、结算等实操工作，办案机关仅负责案件研判与处置决策。过渡期可规范第三方处置机构准入机制，择优选定合作机构，全程留痕监管，杜绝利益输送。

同时强化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及时公示处置进度、变现方式与资金流向，重大案件依法发布公告、组织听证，广泛吸纳各方意见。畅通异议复议渠道，及时核查处置异议，纠正流程与实体办理瑕疵，提升司法处置公信力。

（四）补齐制度短板，健全事后救济与配套机制

事后权利救济是规范司法处置、保障财产权益的最后屏障。针对当前救济渠道不畅、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多维度补齐制度漏洞，构建闭环保障体系。

强化法院终局司法审查，法院审理案件时全面审查先行处置流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对程序合规的处置行为以判决确认效力，明确款项退赔与上缴方式；对违法不当处置行为依法撤销整改，以审判权约束侦查处置行为。

完善国家赔偿救济制度，拓宽刑事财产赔偿范围，将司法机关违规开展虚拟货币先行处置造成的财产损失纳入国家赔偿范畴，切实保障受害人维权途径，倒逼司法人员规范履职。

搭建全国统一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平台，整合多部门资源，统一完成资产管控、价格评估、合规变现等工作，建立科学统一的价格认定标准，打通部门信息共享渠道，理顺跨境变现与结汇流程。

最后加强复合型司法人才培养，常态化开展法律、金融、区块链技术综合培训，组建专业办案团队，全面提升涉虚拟货币案件司法处置专业化水平。

六、结论

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认定与司法处置是数字时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新型课题，既涉及法律理论的创新，也关乎司法实践的规范。“司法机关对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本质上是执行刑事判决的法定职责，而非参与金融活动。”这一理论观点直接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核心症结，为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正当性探索打开了全新的局面。通过立法明确虚拟货币的涉案财物地位、严格限定先行处置的适用情形、构建全流程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司法审查与国家赔偿制度，才能有效化解虚拟货币司法处置中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实现打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与维护金融安全的动态平衡，推动刑事司法体系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注释：

[1]刘锋：《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先行处置制度的完善》，《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0期。

[2]胡铭：《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

[3]张涛：《涉虚拟货币犯罪的代际演变、发展态势及应对之策》，《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4]杜聪聪、赵博言：《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涉案财物司法处置疑难问题研究》，《公民与法(法学版)》2025年第5期。

[5]《涉案虚拟币存进“冷钱包”灯杆编号实现快速接报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2026年5月15日访问。

[6]郑士立、张清：《公安机关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与破局》，《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

[7]杨凯：《虚拟货币司法处置须规范化》，《人民法院报》2024年09月3日，第2版。

[8]宗敏：《涉案虚拟货币价格认定的司法争议与规则完善》，《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12期。

[9]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3689号。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3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22〕26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二批）》，《人民法院报》2024年3月7日。

[12]中国法院网官方账号：《景德镇一人花62万购“虚拟货币”差点血本无归？法院提醒：小心“暴富”变“暴负”》，2026年5月18日访问。

[13]《涉案虚拟货币咋处置？看北京的探索》，载“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13日访问。

[14]《上海法院：刑事涉财产执行案件中首次成功处置虚拟货币》，载“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13日访问。

[15]郑士立、张清：《公安机关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与破局》，《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

[16]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7]《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查明“涉案款物是否查封、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清单是否齐备；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