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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进步发展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逐渐明确，其不仅是当事人合法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从而形塑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相融合的职业伦理模式。双中心职业伦理模式符合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一般定位，但也存在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含混性、真实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冲突、真实义务的界限模糊等问题，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职业乱象。对此，应当在坚持双中心职业伦理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一种法律约束下的忠诚义务模式，明确忠实义务相对于公益义务的优先级，并完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出现冲突时的规则指引，为辩护律师的职业行为提供确切引导，进而推动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刑事辩护；职业伦理；公益义务；忠诚义务；真实义务

随着刑事司法的转型发展，我国律师制度与刑事辩护制度处于不断变革的状态，引导着刑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对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执业行为起到规范引领的作用，形塑着整个辩护律师群体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其作用不可谓不重大。所谓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律师伦理就是律师在执业行为当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是调整辩护律师同当事人、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之间关系的一套行为规范准则。其中，调整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职业规范是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重中之重。目前，虽然《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对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出现了与律师职业伦理相悖的一些现象。例如，近年来作为辩护律师群体内的“死磕派”律师引起人们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反思，律师可否通过“死磕”的极端方式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等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事辩护诸多新问题表明，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亟待进行整合转型。本文在厘清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对域外法治国家关于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经验借鉴，对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转型发展提出建议。

一、我国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历史发展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历经多次法律修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体系：一是在基本法律层面的《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一些权利、义务与责任；二是全国律协和各地律协出台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文件。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作为指引律师执业行为的理念与规范，与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整体发展，可以将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职业定位与伦理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辩护律师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随着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刑事辩护制度重新建立起来。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首部关于律师执业的全国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该条例第1条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其任务是对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公社和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该条规定，律师被定位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第3条还规定：“律师进行业务活动，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律师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第一要务是维护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利益，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则要置于国家和集体之后。此外，当时的律师管理体制类似于公务员的行政管理体制，律师均具有正式的国家编制，属于公务员序列，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进行管理，经费也由国家财政统一调配。在此背景下，律师类似于国家公务人员，由国家统一管理，其执业行为也应当是为了国家与集体的利益而进行，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而非出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第二阶段：辩护律师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辩护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定位越来越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尤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引入了控辩之间的“对抗式”内容，强调控辩之间平等对抗。在此背景下，辩护律师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人员，由于承担了过多的国家义务，而无法客观公正地与被追诉人一起与控诉方进行平等对抗，不符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因此，1996年《律师法》正式通过，成为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正式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失去效力。《律师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此时，律师的身份功能发生转变，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功能逐渐受到重视。在律师的角色定位以及执业要求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被置于“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之前，并且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则、保守职业秘密规则、禁止随意拒绝辩护规则等执业规则得到初步确立。同时，维护国家与集体利益不再是律师执业的首要任务，其社会公共利益义务要求有所降低，律师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也被删除。该法条明确将律师的职业定位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发展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的职业伦理开始转型，不再强调律师对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维护，而是强调对当事人的服务，与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属性相互区分。

第三阶段：辩护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随着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律师法》在2007年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将律师职业定位从之前的“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修改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完全脱离了具有行政彩色的国家干预，明确了当事人才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是律师的第一职责。此外，在律师的管理体制上，自律性的律师管理机构即律协承担了主要职责。一方面，除了保留的少数公职律师外，律师不再占用国家编制，国家财政也不予以支持，成为完全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律协负责具体的律师行业的管理，各律协的领导也都由执业律师担任，司法行政机关只进行宏观指导，不插手具体业务管理。

第四阶段：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最新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带动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也产生了新的变化。2000年《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5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或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依法独立进行诉讼活动，不受委托人的意志限制。”根据该条规定，律师辩护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左右，能够进行独立的辩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该规定来源于当时关于辩护律师的职业定位，即律师不仅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还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与司法公正，因此不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在2017年修订时删除了该条，并规定：“律师在辩护活动中，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工作，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该规定表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要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作出对其不利的辩护。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趋向以当事人的利益和意志为中心，这是我国刑事律师辩护职业伦理的重大进展。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正在经历国家影响逐渐减弱，当事人利益逐渐成为律师工作中心的发展过程。当然，国家影响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消失，我国《律师法》第2条仍然规定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是，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当事人忠诚义务的边界，导致辩护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上述义务发生冲突时，无法有效引导执业行为。而且，有关规定也不尽合理。如《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规定律师“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是否表明当提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时，律师可以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辩护律师因违反职业规范受到惩戒的案例。例如，北京周某律师在安徽吕某三案中，因通过微博披露了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最终被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给予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该案例中，辩护律师向社会揭露办案人员采取的刑讯逼供行为，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也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是该行为最终被定性为违反律师执业规范。因此，随着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与进步，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仍然有待完善。

二、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两种模式与域外经验

（一）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两种模式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放眼世界范围内各个法治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可以将律师法律职业伦理大致划分为忠诚义务模式与公益义务模式两种模式。

1.忠诚义务模式

忠诚义务在绝大多数国家被看作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首要义务。所谓忠诚义务模式，是指将律师的职业定位为当事人利益的维护者，任何辩护活动都必须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首要宗旨。在忠诚义务模式下，律师是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必须完全听从当事人的意志，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核心任务，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美国主流的辩护律师伦理可以归为此种模式。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诉讼地位上，辩护律师附属于当事人，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参与诉讼，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发表辩护意见。如在美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主要内容是党派性和中立性。所谓党派性，是指律师以客户的利益为首要保障对象进行辩护，即使律师的做法侵害了公共利益，但此时的选择在道德上依然是正确的。所谓中立性，是指律师不就客户的目标作道德评估，而只是衡量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充足的机会来实现它。因此，律师必须以当事人的意志为主，在诉讼地位上从属于当事人，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首要任务。

二是在权利来源上，辩护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与授权，而非法律直接授予。由于权利直接来源于当事人而非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应当始终围绕以当事人为中心，遵循当事人的意志开展辩护。在美国，除非辩护律师得到明确授权，一切与诉讼结果相关的重要事项的决定权都由当事人本人决定，否则辩护律师无权发表意见。辩护律师只能自主决定一些诉讼策略性或技术性的事项。

三是在利益冲突上，辩护律师应当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可能面临多种利益冲突，最常见的是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此情形下，美国奉行完全的忠实义务模式中，律师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重，为当事人负责而无须对公共利益负责。因此，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往往更加注重当事人利益的保障，而不惜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

四是在退出辩护上，辩护律师解除委托辩护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签订委托合同后，解除或终止委托关系受到法律严格限制，不得随意退出。只有在一些特定情形下，辩护律师才可以退出，必要时甚至还需要法官同意。对律师退出辩护的严格限制，意味着即使当事人的要求不尽合理甚至不合法，律师也不能把工作擅自交给他人，或者随意退出辩护。严格限制律师随意退出辩护，旨在避免因律师退出辩护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以美国为典型的忠诚主义模式突出了以当事人利益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强调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利益和意志为行动准则，甚至不惜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律师行业的商业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创造健全的法律服务市场，在律师行业内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但是物极必反，律师职业伦理的忠诚义务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长期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在美国，“有关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职责争论的历史，就如同辩护人的历史一样悠久”。该模式之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律师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发生冲突。忠诚义务模式过于强调当事人的利益，使得律师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处于紧张状态，时常发生扞格。以1973年美国著名的纽约快乐湖谋杀案为例。在本案中，被告人向其两名辩护律师透露了被害人尸体存放地点的线索，但是基于律师的法律职业伦理，两名律师拒绝向警方透露尸体的下落。虽然被害人的尸体最终被警方找到，但是两名律师受到社会大众的口诛笔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名律师得到律师界的高度评价，甚至被认为是律师界的英雄。此案中集中反映出律师在过于注重维护当事人利益时，其职业伦理可能与大众伦理之间形成矛盾。我国学者将忠诚义务模式下律师的法律职业伦理特指归结为一种“非道德性”，认为律师“职业伦理逐渐脱离大众道德评价和个体道德体验的轨道，变得与道德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与大众道德评价与个体道德体验毫无关联的执业行为规范”。“非道德性”的概括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价值判断，即忠诚义务模式下律师职业伦理脱离了大众的道德评判，具有一种非道德性。这种非道德性在法律领域来看并非不正当，但是从社会领域来说很难与社会大众的一般伦理相一致，因此具有非正当性。

二是无益于刑事诉讼程序目的的实现。刑事诉讼为了解决已经发生的刑事纠纷，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惩罚，但同时对参与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进行权利保障。辩护律师在此过程中不仅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还应当对法庭具有一定帮助作用，即帮助发现案件真实，促进公平正义之实现。然而，辩护律师热衷于对当事人利益的过度维护，无论利益是否正当，甚至通过制造虚假证据试图干扰司法公正，此种情况下律师不仅无助于实现司法公正，还会颠倒黑白，丧失最起码的公平正义的精神。

三是律师丧失独立性，辩护制度滑向工具主义。在忠诚义务模式下，律师依附于当事人而存在，沦为实现当事人利益的一种工具。律师还要完全遵循当事人的意志，无法依据专业的法律知识进行独立辩护，其专业判断与自主性仅体现在一些技术性的诉讼决策上，使得辩护制度丧失了专业性与独立性。同时，律师对待法律采取一种工具性的态度，即不考虑辩护行为是否与法律相抵触，只是工具性地操作法律法规，采取任何可以实施的手段。律师辩护制度的工具化，也将导致社会对于律师行业整体评价与律师社会地位的下降，进而引发律师法律职业的危机。

2.公益义务模式

公益义务模式与忠诚义务模式相对，是指律师执业行为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帮助法庭正确地发现真实情况与适用法律。德国是公益义务模式的典型代表，律师被视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同时忠诚于当事人与法官。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诉讼地位上，辩护律师具有独立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辩护律师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而非当事人的代理人，具有法庭辅助人的性质，以帮助法庭发现案件真实。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并非以当事人唯命是从，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活动，独立作出认为有利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即使该行为违背了当事人的意志。如被告人认为自己精神正常，辩护律师仍然可以申请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被告人不希望证人出庭，辩护律师仍可以申请该证人出庭。然而，德国辩护律师的独立性常常使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当事人有权随时与委托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因此，当辩护律师与当事人观点不一致时，虽然辩护律师具有独立性，不必遵循当事人的意志，但是为了辩护的顺利进行，一般要和当事人进行协商，说服当事人听从自己的意见，或者改变观点遵循当事人的意志。

二是在权利来源上，律师的辩护权由法律直接赋予，而非当事人授予。在德国，辩护律师“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行使辩护人的权利，并对自己的辩护行为承担责任”。法律规范将律师视为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代理人。辩护律师可以独立地开展辩护活动，而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并且有义务帮助法庭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三是在执业行为中，受到更多公益义务的限制。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只要不损害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公正，辩护律师就有权进行辩护。德国学者笼统地指出：“律师工作的内容及界限依相关私人及公众利益的权衡而定。”相较于美国的律师同行，德国律师要承担更多公益义务。例如，律师不得作虚假供述，不得阻碍法庭发现案件客观真相。又如，如果辩护律师知道事实上当事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只能基于证据不足提出无罪意见而不能提出证明无罪的意见。总之，辩护律师同时受到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约束，并且后者总体上占据优势。

四是在利益冲突上，要求辩护律师兼顾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在德国，辩护律师既要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又不能因执业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当两者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时，公共利益的保障要优先于当事人利益。在代理过程中面临利益冲突时，律师也会因损害司法程序适当性的外观而受到处罚，哪怕已经征得客户同意。由此可见，德国辩护律师须同时承担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当面临利益冲突时，对于后者的保障要优于前者。

由于忠诚义务模式相对公益义务模式并不以当事人的利益为核心，而注重公共利益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忠诚义务模式的缺陷。公益义务模式强调辩护律师的独立性，并不完全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行事，也不完全遵循当事人的意志。相较于忠诚义务模式，公益义务模式更加有利于法庭发现案件真实，因为律师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作为司法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负有维系司法公正之实现的职责。公益义务模式具有以下三个方面优势：一是辩护律师承担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帮助法庭发现案件真实，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律师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能够获得司法机关的重视与认可，如允许律师充分阅卷与调查取证，有利于律师辩护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当事人；三是有助于规范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公益义务模式对辩护律师课加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律师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行为，这为律师形成规范的职业伦理划定了标准。如果单纯强调律师的忠诚义务，使律师沦为当事人的利益代理人，则律师有可能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甚至司法的公正。

然而，绝对的公益义务模式多强调辩护律师对公益义务的保障，可能导致对当事人利益保障的忽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削弱当事人对辩护律师的信任。公益义务模式下辩护律师对法庭负有“真实义务”，要帮助法庭发现客观真实，而且辩护律师基于公益义务无须遵循当事人的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两者之间的信任与联系。二是辩护律师受到公益义务的严格限制，可能无法充分发挥辩护职能，导致当事人利益受损。辩护律师享有独立的辩护地位，辩护意见可能与当事人意志相悖，从而无法发挥辩护合力，影响辩护的作用与效果。三是不利于律师行业的长远发展。公益义务模式对律师课加了过多的客观义务，而忽视了律师作为商业主体的特质，违背了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家对资本的行政干预，在长远来看不利于律师行业的发展。

（二）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模式分野的制度基础

在分析了世界范围内辩护律师两种不同的职业伦理模式的内容及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律师职业伦理，即两种不同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模式各自产生发展的制度基础。从深层次发掘辩护律师职业伦理发展的制度因素，能够为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完善提供参考。

第一，律师制度历史发展传统的区别。对于本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形塑而言，律师制度的历史发展传统至关重要。在美国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力量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在资本的主导下，美国较早形成了规模化的商业性市场，各行各业都参与到良性的市场竞争之中，通过优胜劣汰而形成高度的职业化。律师作为专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业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职业化。

在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主要依靠律师自律与行业规范，而并非依靠政府，因此律师在这一过程中较少地受到公共力量的影响，其在公共义务的承担上与其他职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律师作为一项服务行业，与其他服务行业并无本质区别，都树立了顾客利益至上的职业伦理。只是后来基于律师法律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在以忠诚义务为原则的基础上设置了若干的例外，以缓解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发展传统上，德国与美国的法律职业存在不同。在德国，法律职业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其发展由公共行政力量主导并控制，通过科层式的行政管控方式管理法律职业。所以，在德国早期，律师一开始就被视为政府工作人员，承担一定的司法职能。虽然后期经过社会化，律师不再具有公务人员的身份，但是科层式的发展传统仍然深刻地影响了律师法律职业传统。辩护律师仍然具有辅助法庭的功能，同时维护着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第二，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同法官与检察官具有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不同的关系构成了不同的诉讼模式。而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是调整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准则。因此，不同的诉讼模式也决定了不同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由控辩双方主导诉讼进程，遵循“平等武装”原则，通过实质平等对抗帮助法庭发现案件真实。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辩护律师作为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人，被赋予了帮助当事人与控方进行实质对抗的重要任务。因此，辩护律师在职业伦理上要求以当事人的利益为核心，帮助当事人充分实现辩护权，为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创造条件。高度的当事人主义对客观真实的追究并不强烈，反而更加关注诉讼真实，更加强调在保障当事人辩护权实现的基础上推进案件真实的发现。

德国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典型代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法官而非当事人主导诉讼进程，辩护方对诉讼进程与事实发现的影响较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通过法官等司法官员职权的积极发挥去探明案件真相，辩护律师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这一机制的组成部分，而非通过与控方的对抗去探明真相。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侧重于实质真实的发现，辩护律师也被要求承担一定的真实义务，以促进实质真实的发现。

第三，律师培养方式的不同。律师的培养方式对律师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律师的自治组织律师协会主导了律师的培养。律师协会不仅负责制定律师职业伦理规范，而且带头推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标准文本的起草，并倡导法学院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美国律师培养的律师协会主导方式，以律师职业道德培养为主要内容，而如何处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是职业伦理的主要内容。同样受到此种职业伦理教育成长起来的检察官、法官充分理解并认同此种律师法律职业伦理，因此在诉讼过程中也会认可律师基于职业伦理而对当事人利益进行维护。

在德国，法律职业的培养并非以律师为中心，而是以法官为中心。各个法律职业，无论是检察官、律师还是高级公务员都需要接受以培养公正的法官为主要目的建立起来的法律职业教育。虽然2003年改革突破了以法官为中心的传统德国法学教育，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法官为中心的传统法律职业教育仍然有深刻的影响，在法律职业伦理中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三）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调和

基于上述分析，忠诚义务模式与公益义务模式各有利弊。总体上看，忠诚义务模式以美国为代表，而公益义务模式以德国为代表。但是，极端地强调辩护律师只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或只维护公共利益的律师职业伦理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均强调律师同时具有维护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义务，只不过是有所侧重，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更加强调维护哪一方的利益而已。尤其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互融合已发展为一种趋势，在此影响下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两种模式也随之有相互融合的发展迹象。美国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中存在一种“法庭职员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律师是法庭的职员（officer of the court），律师是司法制度的重要一环，并且承担着重要的职责。该理论类似于德国关于律师是“独立司法机关”的观点，强调律师对于法庭负有职责。在该理论的影响下，律师的真实义务逐渐被重视起来，不仅仅是对抗制中的角色。辩护律师既要忠实于当事人，对于法庭也负有一定的真实义务。同样，在德国，对过于强调公共利益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理论的反思，促进了律师作为“限制的机关”理论、“一方利益代理人”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一致强调辩护律师应当加强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在公共利益方面有所限制。

日本是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相互融合的典型代表。二战之前，日本无论是在诉讼模式上还是在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上，都与德国相似，强调辩护律师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二战后，日本当局引入美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的制度性改革也对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产生影响。辩护律师不仅要对法庭承担真实义务，还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对当事人履行忠诚义务。例如，《日本律师法》第1条规定，“律师在保持自由且独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委托人具有诚实履行职责的义务”。基于这一立场，日本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椭圆理论，即像椭圆具有两个中心一样，辩护律师同时具有对委托人的忠诚义务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的任何职业行为均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辩护律师需要在两点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忠于事实，也不能背叛当事人。相较于德国的公益义务模式，日本强调辩护律师对当事人利益的保障，在延续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传统的同时，加强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联系，强化两者之间的信任与配合。

然而，在日本两种义务相互融合的椭圆理论中，当面临利益冲突时，辩护律师如何抉择也面临困境。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简介，如有学者认为，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仅仅是消极的真实义务即不得积极实施歪曲事实的行为，不负有积极协助发现真实的义务；也有学者认为椭圆的两个中心点应当被安置在同等的位置上。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界尚无统一定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通常是，律师应该努力劝导被告人根据客观事实提出辩护意见。在日本律师看来，如此行为并不是为了协助法院发现真实，而是为了最终履行积极的诚实义务。

三、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困境与突破

目前，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融合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两部分内容。根据《律师法》第2条的规定，一方面，律师职业被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明确了律师服务的主体为当事人而非国家与社会，因此律师应当以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一定的真实义务，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中，律师维护的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非非法利益，不能通过悖离事实与法律的非法手段而为当事人谋求利益。同时，律师同司法工作人员一样受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基本原则的严格限制，不得弄虚作假，需要在法定范围内履行执业行为，且以不损害当事人合法利益为底线标准。辩护律师不得随意泄露当事人的隐私秘密，也不能无法定理由随意拒绝或退出辩护等。

（一）双中心职业伦理模式的困境

陈瑞华教授将我国当前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称为“双中心理论”，意思是指律师应当同时履行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立法层面没有高下之分，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应当并重。这种双中心理论其实是在律师职业伦理中确立了两套体系，即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既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要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利益。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这种双中心式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形成具有一定合理性，与律师的职业定位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发展到“社会法律工作者”，再发展到“法律服务工作者”是一脉相承的。此种模式改变了我国过于注重公益义务的传统理念与做法，确立了忠实义务与公益义务两个职业伦理的中心并重，同时强调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引导着刑事辩护制度与律师制度向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如上文分析，我国将忠实义务与公益义务相互融合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符合世界法治国家律师职业伦理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然而，我国的双中心职业伦理模式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并列在一起，会导致辩护律师在执业行为中面临利益冲突时无所适从，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

首先，双中心职业伦理模式的含混性。双中心职业伦理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并重的模式，两者并无孰先孰后，在面临冲突时也没有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案和指引。这种貌似全面的理论，其实在逻辑上非常空洞，所提出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命题，对于两个相对立的主张何者优先的问题进行了回避。当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面临具体的利益冲突时，究竟是选择优先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当前双中心的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无法提供有效指引。基于此，我国学者对辩护律师职业伦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陈瑞华教授基于对双中心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一种“单一中心模式”，主张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为辩护律师的唯一目的，以忠诚义务作为律师的职业伦理内核。季卫东教授认为：“律师还是应该忠于客户的，应该成为真正值得当事人信任和委托的‘权利卫士’，尤其是在刑事辩护案件中，更需要有那么一点为客户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的胆识。”

其次，保密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冲突。保密义务是忠诚义务的派生义务，是指律师基于建立的“委托人—律师”法律关系而享有作证豁免特权以及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以及《律师法》第38条均对此作了规定。但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了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保密义务与公益义务便发生了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辩护律师处于一个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选择保密义务则有损法律的尊严，与律师追求的公平正义的法律信仰难以兼容；而放弃保密义务则有违律师的执业道德，破坏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信任关系，进而导致律师制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基础。

最后，真实义务的限度问题。真实义务是公益义务的派生义务，是指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应当负有发现案件真实的义务。我国《律师法》第2条规定，律师应当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包含了对于真实义务的要求，与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忠诚义务之间存在扞格。但是，法律没有对律师履行真实义务的限度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造成司法实践中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与发现案件真实之间存在两难境地。

（二）法律约束下忠诚义务模式的完善

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是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中的两项核心内容，缺失任何一项都是不完整的。从域外经验来看，世界各国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进行调和已呈一种发展趋势。陈瑞华教授主张的“单一中心模式”虽然将委托人利益与忠诚义务作为核心职业伦理，但是具体看其主张内容，辩护律师仍然受到公益义务的约束。如其认为，律师在忠诚义务的约束之外，还受到外部的一些其他法律限制，如不得通过实施贿赂、请托送礼、不当解除等方式来为委托人谋求利益，这些实际上都是公益义务的一些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混合模式在性质上是正当的，只是在忠实义务与公益义务之间缺乏必要的界分，并且缺乏面临利益冲突时的规则指引。基于此，笔者主张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完善应当在双中心模式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即优先强调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并附加一定限度的公益义务。笔者将这种职业伦理称为法律约束下的忠诚义务模式，意指辩护律师在职业活动中首先要忠诚于当事人，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第一要务，同时要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承担一定限度的公益义务，不能采取非法手段或维护当事人的非法利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贯彻辩护律师在法律约束下的忠诚义务模式。

首先，辩护律师应当以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优先项。毋庸置疑，同域外国家律师职业伦理相同，忠诚义务也是我国辩护律师的首要职业伦理，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维护也是辩护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首要职责。“让律师不做有损当事人利益的事情可能有助于提升案件处理结果的总体准确性，即使这样可能会妨碍对某一特定案件的正确处理。换句话说，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可以被看作在国家的眼前目标与长远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性的情况下按照后者优先的原则作出的调整，而不是被视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作出的支持前者的安排。”当然，律师维护的只能是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如果是一些非法利益，辩护律师要受到公益义务的限制。

其次，辩护律师应当承担尊重当事人意志的消极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根据该条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由法律赋予，享有独立辩护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辩护作用。然而，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的意见有可能发生冲突，在此情况下辩护律师的专业性意味着当事人听从辩护律师的意见可能更有利于专门利益的维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辩护律师可以完全无须遵循当事人的意志开展辩护。当律师辩护意见与当事人意志存在冲突时，辩护律师首先应当尽最大努力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协商，利用专业法律知识说服当事人，争取在辩护意见上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律师努力协商后仍然没有和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辩护律师应当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不受当事人的个人意志约束。简言之，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并非系对当事人的言听计从，而是忠诚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一职责。例如，当事人认为自己无罪，但律师认为其是罪轻，进行无罪辩护反而适得其反，可以基于专业判断作罪轻辩护。如果当事人坚决反对，此种情形下律师可以选择退出辩护，否则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在“委托人—律师”契约关系下按照当事人的意愿履行辩护职责。

再次，辩护律师维护当事人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约束，同时承担一定限度的公益义务。辩护律师在承担忠诚义务以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应当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公益义务，作为忠诚义务的限度或边界：第一，维护司法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义务。辩护律师不得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承诺给予不正当利益、有不正当往来等行为。第二，消极的维护真实义务。辩护律师不得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实施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如毁灭、伪造证据，教唆、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或改变证言等。实体真实在理论上可以分为积极实体真实与消极实体真实，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博士指出，“实体真实也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倾向。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主张，既然实施了犯罪，就必须发现它、认识它，毫无遗漏地给予处罚；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主张不处罚无辜者”。辩护律师所追求的实体真实应当属于消极实体真实。第三，维护法庭秩序的义务。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应当听从法官指挥，不得对司法人员实施人身攻击、有辱人格尊严、聚众哄闹法庭等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第四，防止发生严重社会危害的义务。辩护律师得知当事人还有其他正在或者将要实施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以防止严重社会危害的发生。

最后，完善辩护律师职业行为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对于律师职业行为具有规范引导的作用。目前法律中的某些规定直接引起了律师与当事人的利益冲突，导致了辩护律师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抵牾，因此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依此推导，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律师面对国家机关的调查取证亦有如实作证义务，这显然有违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因此有必要删除第120条中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

此外，我国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中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冲突无法避免。当面临利益冲突时，在法律约束下的忠诚义务模式指引下，辩护律师应当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首要职责，但是在此过程中又要受到公益义务的限制。但问题是，在辩护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过程中，执业行为应当受到何种限制？或者说，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办案机关侵害时，辩护律师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边界在哪里？是否可以采取如“死磕式”的手段进行维权？笔者认为，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时，辩护律师应秉承忠诚义务的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辩护律师应当诉诸诉讼内的救济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已经规定了一些权利救济手段，包括申诉、控告、复议、上诉等。如《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第117条也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系列违法性行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由此可见，法律规范已经为当事人及其辩护人对违法行为的监督提供了权利救济途径。辩护律师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应当通过诉讼内的法律手段，在穷尽法律手段仍无法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进行救济时，才具有考虑采取诉讼外救济手段的正当性。

其次，辩护律师诉讼外的维权行为应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全称为“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旨在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确保其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风尚。本文认为，辩护律师在选择诉讼外的维权行为时也应当遵循公序良俗原则，结合维权手段与案件具体情形、司法公正可能遭受的损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不能采取有违社会公益与道德风尚的行为。实践中，一些辩护律师通过网络发声，披露相关办案机关的违法行为，如果是在穷尽诉讼内救济之后没有得到相应救济，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采取了程度适宜的维权行为，只要未违背公序良俗的要求，未扭曲事实或诽谤他人，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应当认定该行为符合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不应动辄予以处罚。

最后，辩护律师应当遵循有效辩护原则。一般而言，如果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辩护律师辩护意见被法庭接受的可能性就较大。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仅仅是辩护律师的胡搅蛮缠，或者是一些瑕疵性的违法行为，对案件定罪量刑并无根本性影响，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没有必要反复纠缠。辩护律师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提出辩护意见，同时要用法庭比较认可的方式提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通过“死磕”等方式，看似是不顾后果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但是是否被法庭认可并在结局上有利于当事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律师应当遵循有效辩护的理念，谨慎使用诉讼内与诉讼外的辩护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时要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做到必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