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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普遍适用的，也是高度抽象的，但是落在每一件案件上又确是具体的，在执行上可能有差别的。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案件本身的差别，而进行差别化的处理，这个即使是机器人也会这样。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案件落在不同司法官手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而再抽象的法律，都难以避免地要交由一个个具体的司法官来执行。

我们无法做到由法律来自我执行，或者由人工智能来自动执行，我们只能由具体的，有血肉、有情感、有缺陷的人类来执行法律。

这就是抽象法律的落地问题，必须经由具体人的个别化理解。

这也是法律的最后一公里。包括所有政策的执行也都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品一下。

我们都说要确保法律的统一实施，通过各种司法解释、指导案例、教育培训来尽量的确保对法律认识是统一的。

但是从实际上看，我们就是不能完全做到每个司法官对法律理解的完全一致。

有些量化的标准还好一些，一旦裁量的内容多了，那一定是千差万别的，一定是理解不一致的。

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特点，主观性、多样化，这既是局限，又是优点。

因为我们执法司法的对象也一样是具体的，有血肉、有情感、有缺陷的人，司法官和被告人都是具体的人，都有局限性和主观性，这两个主观性加在一起就会放大主观性的作用。

就会导致抽象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化。

就是具体看是什么样的案件，是什么人犯的罪，而且非常重要的是由谁来审视。

带有人性执法观念的人，会考虑犯罪动因，会设身处地从被告人角度考虑一下，也会考虑刑罚的局限性和污名化。

而如果秉持机械执法的态度，认为这些具体情况我管它呢，我就看抽象的法律构成要件构不构，构就完了，具体情况与我无关，谁让你犯了罪了呢？我管你什么原因、什么理由、什么经历。

当然这两个是非常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处理决定，而他们适用的却是统一法律。

统一法律的抽象条款，被不同司法官适用起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所以在法律制定之后，司法官才是决定性要素。

如果真碰上事了，如果你能遇到了有同理心的司法官，其实是你的一种幸运，而不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司法官都有同理心，碰到机械执法的司法官可能就算你倒霉了。

而这种倒霉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得到纠正，因为不能保证它的上级一定与他观点不一致，而且他未必有什么渎职的行为，他只是理念认识问题，而这个理念认识问题是最难纠正的。

谁能保证谁的理念认识就一定是对的，而别人就一定是错的。

我们之间可以有分歧，可以有所法律问题的不同理解，但并不一定就是谁对谁错。

这样一来，我们是否就陷入了一种司法的不可知论，也就是你不能确保一定会被公正处理，除非你很幸运地遇上一位开明的司法官。

这样一来司法公正是不是全靠运气了。

这是不应该的。

那怎么解决呢？

法律体系其实已经为此有所准备，也就是预防司法恣意的问题。

知道司法官可能出错，因此才有司法救济制度，比如上诉制度，通过提高审级的方式来避免认识偏误。

但是上诉制度的问题是太晚了，都走到诉讼末期了，给当事人带来的诉讼压力也太沉重了。而且还存在既判力保护的问题，有的时候上级法院明明知道下级法院判的有问题，但考虑到一个系统的，而且改判还要扣分等因素，就干脆不改了。

还有的时候是如果上诉还有可能改一改，看到抗诉反而就不改了，应该改也不改。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成本就过高，所以就导致有问题也纠正不了，而不了了之。

上诉制度相当于审判机关的自我纠错，因此也是比较难的。

更重要的是全流程的诉讼公开透明。

比如审判公开制度，现在庭审直播也是审判公开的一种延伸。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公开，总之公开就是好的，司法机关就是有所忌惮的，就不容易出格。

对证据事实的把握各方面就要比较认真，否则难以为公众所信服。

而这种忌惮和认真，不就是强迫司法官要坚持一个最低水平的司法标准么，从而避免过于武断、随意的司法行为。

你就是想武断，在司法公开面前也还是要掂量一下的。

这就使得不管谁执法司法都不能乱来了，这其实是对抽象法律的一种统一适用，是对公正的一种保障。

也就是说让公正不再是一种幸运和偶然，而增加了公正的一些必然性。

但仅有公开也不够，还必须要有庭审实质化，也就是管用的公开。

首先是形成控辩审的三角构成，实现控辩平等，在法庭上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违法证据依法排除，控辩双方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法庭有一系列程序保证公正性。

虽然实体法律的裁量空间更大一些，但这些程序性规定往往裁量空间比较小，比较刚性，从而确保一个透明公正的诉讼程序。

也就是说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但是这些都是审判期间的程序了。

如果都要到审判程序来判断，那样审判机关的压力会过大，而且让每一名嫌疑人都起诉到法庭，对他们也是一种煎熬。

因此，检察机关在审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流机制。

这也是提出少捕慎诉慎押的原因。

虽然羁押裁量和起诉裁量上，不同的检察官也会有分歧。比如有的就会羁押起诉，有的就不会羁押，甚至也不会起诉。而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

也就是同样的羁押制度和起诉制度，可能因为检察官的认识不同有着显著的不同判断。

但是少捕慎诉慎押是一种导向，它指的不是羁押起诉你们自己看着办，多押少押、多诉少诉根据案件来，它没有说根据实际情况来，搞笼而统之的辩证法，而是非常明确指出一种导向，那就是尽量的减少羁押率、减少起诉率。

而这个一定是对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也是符合目前以轻罪为主的犯罪结构走势的。

这样一来，虽然在执行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上还是会有差异，减少羁押率、减少起诉率的力度会有不同，但一致的落脚点会体现出更多的人性司法观念。

而这种趋势性、导向性的刑事政策，也必然有利于更加符合轻罪为主的基本犯罪现实，也必然会更多地鼓励司法官展现同理心，从而体现人性化、轻缓化处理。

既是公正不是必然的，但也一定增加了公正的出现几率，这也是好事。

虽然司法官是具体的人，有七情六欲、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必然的对法律有不同认识，对案件有不同把握。

但是所谓的公正其实也有一个裁量区间的，也就是在这个裁量区间的范围内，都是公正处理的，而不是只有这个点是公正处理，其他就是错的，不是这个样子。

因此提高公正水平，其实就是提高司法官的精确化办案能力。

目前的量刑建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是要求一般要提出确定刑的量刑建议，但也并非要求100%的采纳，只要这个采纳率能够达到90%或者95%的水平，就已经非常高了。

尤其是息诉服判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就更说明这个量刑建议得到了一个多方满意的公正水平。

这就意味着司法在很大的比例上体现了公正水平，让公正的必然性提高了一个层次。

随着司法精确化水平的提高，公正的必然性也提高了，公正不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大概率的事件，即使这个精确性还有提高的空间，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实现了目标。

也就是即使在司法官是个人的情况下，但是通过多方博弈、公开透明的程序控制，不断提高司法精确化水平，还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公正概率的。

尤其是通过少捕慎诉慎押将相当大的案件分流处理，没有当作犯罪来处理，给了很多人一次机会，即使是最终起诉了，但也尽量在诉讼过程中允许他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不仅可以帮助其提高辩护能力，还能稳固其社会网络，增加其心理支撑能力，这些也都有助于公正处理。而且在不羁押的情况下，一定会提高缓刑适用的比例，从而让犯罪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

这些虽然都是由具体的司法官处理的，却能够大概率上，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公正，而实现公正就是对法律抽象原则的更好落实。

虽然这个落实不是一刀切的，也不会像机器一样稳定，但却可以更加贴近动态的公正需求。

也许，人们所期待的公正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也是具体而微的。

但这个具体而微也一定是体现了立法的抽象原则的。

我以为公开透明的程序和人性化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其实是在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人之间搭建了一个刚柔相济的桥梁。

通过这个桥梁就让公正成为了一件有指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