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权律所 时间:2026-11-16
2026年11月14日-15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本次年会以“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刑事诉讼法治的发展完善”为总议题,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承办,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协办。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学毅,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敬大力,重庆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姜天波,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林维,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晓君等领导、专家学者及法律实务界人士共计300余人参加了此次年会。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毛立新、主任高文龙、合伙人易文杰,中国政法大学郭烁教授、王迎龙教授、蔡元培副教授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吴桐副教授等四位尚权兼职律师应邀参加了会议。

在11月14日下午的分议题平行研讨环节,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毛立新、主任高文龙、合伙人易文杰以及吴桐副教授分别参加了相关分议题的研讨并作发言。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毛立新在发言中,围绕刑事辩护实践面临的突出问题,谈了对《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完善建议。
一是侦查阶段“盲辩”问题尚未解决。虽然修正草案增加规定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对已查明的主要事实、程序性事项的知情权,并规定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之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但并未赋予辩护律师查阅提请批准逮捕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权利,侦查阶段的辩护仍然是盲目的、缺乏针对性的,建议赋予辩护律师必要的阅卷权,更多采用听证方式审查逮捕。
二是证人不出庭难题仍待解决。修正草案规定的证人出庭条件,仍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为前提,相当于赋予了法院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必然导致证人不出庭仍是常态,完全没有体现出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建议进一步明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及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三是刑事二审案件开庭率偏低问题有待解决。对于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情形,修正草案未予涉及,建议增加相关规定,以提高二审开庭率。
四是不当分案审理问题亟待解决。实践中不当分案审理问题相当突出,但修正草案未给予任何回应,建议立法上增加规定,限制不当分案审理,保障分案审理中被告人的对质权。
五是对辩护权的保障和救济仍不充分。虽然修正草案增加赋予了辩护律师一些诉讼权利,并对办案机关增加了一些强制性要求,但并未规定办案机关不遵守这些规定、辩护人诉讼权利受到侵犯的法律后果和制裁措施,导致相关规定在实践中难以落地,建议增加规定对程序性违法的制裁措施。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文龙围绕不当分案的类型、弊端及应对方案进行了分享。首先,实践中的不当分案主要包含三种情形:一是以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为标准进行分案;二是以被告人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为标准进行分案;三是以被告人是否自行委托律师或者辩护人的辩护风格为标准进行分案。
其次,不当分案有三重弊端:一是削弱、限制乃至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无论是涉黑涉恶案件还是其他多被告人案件,各被告人本可就参与程度、是否在场等关键事实当庭对质,但在不当分案后,法庭调查只能围绕卷宗材料进行,质证效果与辩护质量均受影响;二是不当扩张前案裁判的既判力。《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1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公诉人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在分案的情况下,前案先审先判,后案被告人即便主张无罪,也难以推翻前案确认的事实,无罪辩护的空间因此被大幅不当压缩;三是规避了《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同案被告人被分案处理后,其在原案中的供述转化为另案的证人证言,形式上即可与本案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导致口供补强规则被架空。
最后,他指出,针对不当分案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应对:其一,限制启动权、规范申请权、保障异议权。分案审理应当受到限制,不得随意启动。对确有分案必要的案件,法官、检察官应当依法规范处理辩方提出的申请,保障辩方申请权。若被告人对分案提出异议,办案机关不得仅作收悉处理,而应在程序上作出实质回应;其二,对不得进行分案的案件予以明确规定;其三,完善程序保障机制,明确分案审理中证人的强制出庭制度与被告人的对质权。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易文杰针对主讲嘉宾谈到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以及抽样证明问题进行与谈。针对“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他指出,就证据能力的属性而言,其解决的应是证据能否进入诉讼程序的“入口”问题。但在我国,大量“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虽然针对的是证据之证据能力,但并不属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仍会在庭审中经过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及法庭认证。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部分律师基于《刑诉法解释》中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官便会指出,律师所提意见属于质证问题,应当在质证阶段发表。他认为,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其特定的证据种类和适用情形,范围较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可考虑将因不具备证据能力而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纳入庭前会议的审查范围,以避免此类证据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否则既会影响法官心证,亦浪费司法资源。
接着,针对抽样证明问题,他提出应保障辩方知情权和参与权。在保障辩方知情权方面,要提升证据抽样的透明度与可检验性。一是取证机关应承担对抽样方法、推断依据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义务;二是在非随机抽样场合,应允许辩方就样本选取的代表性发表意见,或者针对控方抽样未覆盖的部分申请补充取证。在保障辩方参与权方面,应将辩方参与方式从消极知情转换为积极介入。一是可考虑设置辩护律师对证据抽样活动的在场监督权;二是应适当延伸专家辅助人职能,允许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辩方解读抽样技术要点,使辩方能够对抽样分析结果提出实质性质疑。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吴桐以《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证明标准研究》为题作发言。他指出,《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将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的异议与出庭纳入其中,这仅解决了程序参与的问题,案外人的财产保护还须解决证明标准问题。他认为,修正草案以“案外人”限定“财产”,反而使这一称谓的主体属性被稀释。他主张证明对象二分——涉赃性由检察机关证明,权属性由案外人依“谁主张、谁举证”承担,并分层递减,涉赃性证明至“高度可能”,权属性证明至“优势证据”,善意取得转为控方以恶意反证,不能证明恶意即推定善意。

尚权律师事务所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刑事辩护的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并坚持以学术化为抓手,在紧张的办案工作之余,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参与学术活动,不断深化专业建设、提升刑事辩护能力。
未来,尚权所将继续以学术化为抓手,紧跟刑事立法及刑事法学理论发展步伐,从学术资源中汲取个案辩点,并从个案中提炼出学术问题,全面提升刑事辩护专业化的高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