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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枢纽，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与信息对称机制，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投资者权益保护与金融风险防控的根本依托。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等内幕信息犯罪，本质是滥用信息特权、破坏市场公平的失信型犯罪，通过扭曲信息披露规则、制造交易不公，严重侵蚀资本市场公信力，制约资本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随着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内幕信息犯罪呈现隐蔽化、链条化、圈层化新特征，传统粗放式、一刀切的刑法适用模式，逐渐显现惩治靶向模糊、治理重心偏移、源头规制缺失等弊端。为适配资本市场治理新需求，202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以下简称《新解释》）。《新解释》立足内幕信息犯罪生成机理与司法实践痛点，重塑裁判规则与量刑体系，彻底扭转同质化司法适用困境，呈现出鲜明的刑法适用精准化导向。

一、刑法适用精准化的双重内涵

　　《新解释》构建的刑法适用精准化体系，并非单一的量刑标准优化，而是立足犯罪本质与治理规律的全方位制度革新，包含主体规制精准化与治理链条精准化两层含义，实现了对内幕信息犯罪的靶向治理与源头治理双向突破。

　　第一，从犯罪生成机理出发，实现刑法适用的主体精准靶向。内幕信息犯罪的危害本质并非普通市场交易瑕疵，而是信息权利的滥用，不同主体的行为机理、主观恶性、社会危害存在本质差异，这是刑法精准适用的法理依据。从司法实践来看，真正能够创制、掌控、传播内幕信息，实质性扰乱证券交易秩序的，并非普通中小投资者，而是资本市场的关键主体，主要包括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核心决策人员，以及掌握涉密信息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监管履职人员等。该类群体掌控内幕信息的生成、酝酿、流转全过程，具备主动创设违法条件、策划圈层交易、传导内幕信息的能力，其行为属于依托职务与信息特权的主动谋利行为，主观恶性深、隐蔽性强、危害辐射范围广，是破坏市场公平秩序的核心诱因。反观普通投资者，仅能被动、偶然获取碎片化内幕信息，交易行为具有偶发性、被动性，几乎不具备扭曲市场秩序的能力，社会危害相对有限。基于这一差异化犯罪机理，《新解释》摒弃传统无差别规制模式，将刑法适用重心精准聚焦于关键主体，通过抬高入罪门槛、从严规制核心主体违法行为，实现“严惩权力套利、宽容偶然违规”的精准适配，让刑事制裁真正作用于危害市场秩序的实质违法行为。

　　第二，从犯罪治理逻辑出发，实现刑法适用的源头精准管控。传统司法治理长期聚焦内幕信息正式披露前的交易行为，规制节点后置，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关键主体常利用内幕信息“意向酝酿—正式动议”的时间差，提前布局交易、泄露信息，规避刑事追责，导致大量源头性违法犯罪逃脱制裁。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新解释》强化源头治理思维，通过前移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节点，补齐全链条规制短板。新规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相关决策人员，向他人透露内幕信息初步意向、或是依据该初步意向开展交易的时间，即为敏感期起算时点，将法律规制边界从信息正式动议阶段，前置至信息萌芽酝酿阶段。同时严格收紧抗辩免责事由，杜绝核心主体以“常规交易计划”为借口实施虚假抗辩、规避处罚。该规则调整彻底封堵源头监管漏洞，实现对内幕信息从生成、酝酿、传播到交易的全周期刑法规制，完成从事后惩戒向事前源头管控的精准转型，从根源上遏制关键主体的信息套利行为。

二、宽严分层：精准化适用的规则具象落地

　　《新解释》构建起“宽严相济、分层施策”的刑法适用体系，通过大幅优化入罪与量刑标准、细化惩戒规则，将精准治理理念落地为可实操的司法裁判标准，同时通过明确的数额梯度差异，清晰区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边界。

　　宽宥容错层面，新规坚守刑法谦抑性，对普通投资者轻微、偶发、低危害行为适度出罪，避免刑法过度干预市场。相较于2012年旧司法解释，本次修订大幅抬高入罪门槛与量刑梯度，彻底解决轻微行为刑事化问题。旧规中证券交易成交额50万元、期货保证金30万元、获利避损15万元即可入罪，标准偏低、易造成市场正常交易行为的过度犯罪化。《新解释》分层设置入罪标准，实现数额标准合理扩容：针对普通市场主体，证券交易成交额入罪门槛提升至200万元，为旧规的4倍；期货保证金门槛提升至100万元，约为旧规的3.3倍；获利避损门槛提升至50万元，约为旧规的3.3倍；针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共犯、再犯等特殊主体，入罪门槛减半设置，成交额100万元、保证金50万元、获利避损25万元即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实现精准打击重点主体。同时，“情节特别严重”的升格量刑标准同步大幅提升：旧规对应标准为证券成交额250万元、期货保证金150万元、获利避损75万元；《新解释》将该档标准明确为证券成交额2000万元、期货保证金1000万元、获利避损500万元，分别为旧规的8倍、约6.7倍、约6.7倍，合理拉大轻罪与重罪的量刑差距，实现罪刑均衡。对于普通投资者偶然获知信息、交易规模小、未严重危害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排除刑事追责，交由行政监管规制，既守住刑法谦抑底线，也激发市场交易活力。

　　在从严规制层面，新规聚焦关键主体源头违法，织密刑事法网、提升违法成本。针对核心主体主动泄密、自营套利、屡罚屡犯、有偿牟利等恶性行为，新规明确五类从重处罚情形，实行降档从重追责，无需达到高额数额标准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同时通过前移敏感期、收紧抗辩事由、累计计算多次交易数额、统一共同犯罪追责标准等规则，全方位压缩恶意违法的生存空间。这种差异化规制模式，既不纵容核心主体的恶性违法，也不苛责普通市场主体的轻微过失，实现刑法适用的精准匹配。

三、内幕信息犯罪刑法精准化适用的重大价值

　　《新解释》推动的刑法适用精准化转型，突破了传统粗放治理的制度桎梏，在刑法目的实现、法治理念落地、市场利益平衡等方面，具备多重价值，是新时代资本市场刑事法治建设的重要突破，是证券犯罪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其一，高质效实现刑法惩戒与保护的双重目的。刑法的目的在于惩治严重犯罪、保护法益。过往粗放式司法模式，要么过度追责、误伤轻微市场行为，违背保护市场主体的法治初衷；要么规制滞后、纵容源头恶性犯罪，无法实现惩治犯罪的目的。精准化刑法适用，精准锁定真正侵害资本市场法益的关键主体违法犯罪行为，通过从严惩治源头套利、圈层泄密行为，有效维护市场信息公平与交易秩序，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出罪轻微违规行为，避免刑罚滥用，保障正常市场交易行为，高质效平衡了刑法的惩戒功能与保障功能。

　　其二，深度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政策强调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传统同质化裁判标准，无法区分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危害差异，极易出现轻罪重判、重罪轻罚的司法失衡问题。精准化转型立足犯罪机理差异，构建分层治理体系：对被动、偶然、低危害的行为依法从宽，彰显司法温度；对主动、恶意、高危害的关键主体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彰显司法刚性。这种差异化适用模式，彻底摒弃机械司法，真正实现宽严有据、罪责刑相适应，让宽严相济政策在资本市场司法领域落地生根。

　　其三，多维平衡市场秩序、司法公正与市场活力的辩证关系。资本市场治理需要兼顾秩序规制与创新发展，严苛无差别的刑事规制会抑制证券市场活力，宽松无序的治理模式会破坏市场公平。精准化刑法适用有效破解二者矛盾，一方面通过从严打击源头内幕交易，肃清市场乱象、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容错轻微违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交易预期，激发资本市场创新活力。同时，统一精细化的裁判规则，有效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实现秩序、公正、活力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

四、刑法精准化适用的实现路径：强化必定性与配套协同

　　司法解释的规则革新为刑法精准适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但精准化治理的长效落地，不仅依赖规则完善，更需要强化刑罚必定性、健全配套保障机制，打通司法适用、行政监管、源头防控的全链条，避免精准化规则流于形式。

　　第一，强化刑罚必定性，筑牢精准治理威慑根基。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苛性，而在于刑罚的必定性。当前部分内幕信息犯罪存在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追责概率低的问题，导致部分关键主体心存侥幸，敢于突破法律红线。落实精准化治理，必须提升犯罪追责覆盖率，强化“犯罪必被究”的必定性。司法机关应依托大数据、智能化监管手段，精准筛查圈层交易、关联交易、异常时段交易等隐蔽违法线索，破解取证难题；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规范自由裁量权，确保所有恶性源头内幕信息犯罪均能依法追责，杜绝选择性司法，让精准化严惩规则真正落地见效。

　　第二，健全行刑衔接配套机制，构建分层协同治理体系。精准化治理需要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双向协同、无缝衔接。监管部门应依托新规标准，细化行政违法认定规则，精准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边界，对轻微违规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对涉嫌刑事犯罪的源头恶性案件，快速移送司法机关，杜绝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同时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研判常态化机制，打通监管数据与司法办案数据壁垒，实现事前监管预警、事中精准核查、事后严厉追责的全链条协同治理。

　　第三，完善源头防控与诚信约束机制，实现标本兼治。精准化治理既要事后精准惩戒，更要事前源头防控。针对关键主体，应健全上市公司信息管理制度、涉密人员报备制度、交易限制制度，压缩信息套利空间；完善资本市场诚信档案体系，将内幕交易违法犯罪记录纳入失信惩戒名单，实施行业禁入、资格限制等联合惩戒措施，从制度层面约束核心主体履职行为，从根源上减少内幕信息犯罪滋生。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汪明亮，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