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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敏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读书时习惯于从抽象的法理中、在专业文章的分析中理解“事实”这个概念、理解“事实认定”的过程。一个粗浅的认知是：证据分析连带着事实认定从来都是难且更难的命题。有幸参与到所里开展的刑辩全流程培训，对理论上的命题有了切入实践的参悟。感谢尚权，让大家能够借着平台输出一些不成熟的零散思考：

我们所相信的，是事实吗？

研修案例中，围绕实体性事实——“有没有彪哥”“当事人吸没吸”、程序性事实——“打没打”“毒品是否同一”等问题，我们三组就在案证据衍生出了无数个针对案件的故事版本。可以说，程序是由人组织、有人参与的活动，“三大四小两种人”立场各异，就注定我们对事实的回溯是“盲人摸象”。在理智与情感的交错中，每个人都在编织自己认知中的事实。我们无法百分百还原客观真实，所以与其说我们相信的是“事实”，不如说相信的是“我们认为的事实”。紧盯着言词证据的矛盾，推断证人的感知、记忆、叙述能力以及诚实性；依据程序瑕疵，推断侦查背景与“潜规则”；根据笔录卷宗，阐释作案动机。有太多涉及人的事实无法被定义，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借助个体的“认知”，去无限接近有罪与否、情节轻重的事实。我们认定的，从来不是真实，而是经过程序组织、被不同参与者裁剪、拼合后的事实。

所以，程序性异议从不是影响效率的、无意义的干扰。理想状态下，异议就应多提，这不是针对举证方的“没事找事”，而是对程序正义以及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尊重。

梁某案中，我曾倾向于“骑墙式辩护”的思路，无罪不成，便求罪轻。期间，有老师一语点破，“骑墙式”这一概念本身就在“污名化”辩护工作。我们所相信的是事实吗？不过也是后来人在自己所在立场上对事实零敲碎打的还原，依据事实、推演规则后的结论，也未必有统一且正确的答案。所以，无罪与罪轻辩护在理论上的共存，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对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减损也应当换来实体权益的弥补。这不仅是理性推演的必然导向，也是尊重“人之为人”的情感选择。

我们相信的事实，是什么？

随着阅卷深入，在案证据所显示的梁某清晨七点接到的公号电话、违背常理的100元/g的毒品定价、讯问时间长达一小时但却只有两页的有罪供述、抓获与搜查扣押的极短时差，都在挑战着证据推论所依据的经验法则。对指控事实的“合理怀疑”开始累积：刑讯逼供的可能、毒品来源不一致的可能、梁某清晨接到的电话是否来自用公号拨出的线人……这些零散的证据以及推论链条，让“原子化”的怀疑逐渐动摇了最初“有罪、罪重”的信念，甚至让人产生存在“拔高凑数”办案可能的认知。

我们相信的事实，究竟是“整体性”事实，还是这些“原子化”事实？可以说，“整体性”事实的根基，恰恰来源于对“原子化”事实的分析。在这之间摇摆，不是逻辑混乱，而是科学合理的认知过程。

所以，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的讨论才如此重要。我怀疑此证据认定的中间事实，选择相信彼证据认定的彼中间事实，最终对终局事实保持审慎的犹豫，这没有任何问题。对“原子化”实体性事实、程序性事实的不同认知，也会让证据推理的结果，生出不同可能，最终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们对事实的认定，仅来源于相信吗？

课外时，我认真问一个未受法律教育的人：“5000块，替我把这包白色粉末从A带到B，你干吗？”他反问：“那是毒品吗？那我是不是在运毒？”接着又问：“外卖员、快递员不知情，算运毒吗？”他没有受过法学训练，下意识会关注物品定性，进而推演行为定性。但实践中，从来没有对某一事实的确定认知，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运输者知不知道自己携带是毒品。我向他解释“常情常理”“社会一般人认知”，即在裁判者眼中，百元跑腿费是正常，5000元则推定“明知”。

但一个追问始终盘旋：如果有人就是相信自己的劳动值得高酬，就是不知情，法律却推定其“明知”；如果有人就是知晓，选择百元钱运过去。在法律评价里，前者够“刑”，后者则不“刑”。但是，在评判者的视角里，前者该不会是傻子吧。

其实，有一串问题值得思考：傻子知道自己傻吗？将其认定为傻子是傲慢吗？认知能力应不应当受到评判？这种推定是正义的吗？作为事实认定者，我们都渴望一刀切规范和标准的存在：XX元以上推定明知，XX元以下不知。但规则在这个过程中，是正义的化身，还是回避认知和裁断的借口？把一个“傻子”定罪，与放走一个“投机者”，孰轻孰重？

也许法律人的三段论训练，早已刻进脑海。但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始终困难。毕竟，事实认定的责任压身时，谁都愿意轻巧地说一句“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愿意诉诸相信的力量。但规则之外对人的判断，恰恰是事实认定者永远无法逃避的责任，良知之意是有良心的认知。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容易无限遵从规范、耻于袒露认知；也容易回避规范，在经验主义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放弃抵抗。深以为然一位老师的观点，做刑辩就是：“左手法条主义，右手经验主义，”当然这也应是事实认定者的“准据法”。

担当相信的责任，做勇敢的事实认定者。

事实认定的迷宫中，要能接受认知的使命，担得起相信的责任。证据分析方法论——印证、叙事、图示……让我们有工具可用。但最终认定事实，靠的是良知、理性与内心确信。刑诉不同于其它诉讼活动，认知不能“大概”“差不多”，每一细微事实的认定都关涉到当事人的自由，乃至生命。

理想中的事实认定过程，是所有参与者为了还原案件事实而去共同追溯、查验，去核验证据分析和推理有无违背经验理性，而不是站在不同立场上、你赢我输的争斗。但是现实情况下，可能还是要留存战斗精神，说不准一个走神，就只能留下己方证人应对“诱导性发问”。可以说，刑诉程序场域永远需要参与者们精神的高度集中。

学生时代没参加过此类活动，起初胆怯，但真正参与分析案件、与组内伙伴合作、交流新奇想法时，还是很开心。同组同行沟通力、协调力都很强，和大家交流，就像信号发射精准找到了接收站。遗憾的就是，最后在辩论环节我组作为控方立场，同组律师熬夜写就的辩护词也没机会展示。

三天时间不长，但课程密集。每天快结束时，颈椎都在报警，这大概就是“长脑子”的预兆。虽然没能被老师们“拔苗助长”成功，但冒个尖还是有的。接待、会见、阅卷、取证、发问、质证、辩论、书写……课程很满，从各位老师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也希望未来能够一睹各位庭审的风采。

一个发现：各位讲席老师都消瘦，说明刑辩律师确实是“消得人憔悴”的职业。辛苦，却有意义。站在当事人一侧，对抗国家公权，重构社会公众对“某些人确该负其罪”的认知；做着“摇旗呐喊”的工作，却似乎哪面都不讨好；担心“他日无人为我呐喊”，也害怕在沉默中灭亡。或许只有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对程序和系统精密运转的崇尚者，才能做好刑辩工作。

刑辩律师所掌握的也不是奇技淫巧，而是对程序运转中风险隐患的报错机制；所追求的不止是实体正义、更是对程序问题的回应与呼号。斗争向来不以极端为耻，退一步，退下的不只是当事人的失权，也是法治进程的失衡。理想状态下，我喜欢的律师职业也正如“尚法护权”的所训一般，始终为真相而奔走、为真理而辩护。

以上想法，启蒙于求学时老师们观点的启发，来源于研修过程中的思考碰撞。没有郑重提及各位授课老师、同组成员的名字，不是不尊重大家观点的表达，而是因为思路依然踌躇于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摇摆中，不知道有些话总结概括是否合适。所以只能呈现这份“阉割版”的研修学习笔记，里面描述的内容虽不完整，却是我认知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