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实录FORUM RECORD

二十届论坛回顾丨朱桐辉:司法的良心运动与理性的制度约束——社会学视角下办案期限与强制措施的渐进完善

作者:尚权律所 时间:2026-10-21

编者按

 

2026年9月5日,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主题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

 

本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出席的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共300余人,论坛在线收看累计达9000余人次。

 

以下是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桐辉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朱桐辉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对该主题的思考源于参与若干案件后的切身感受:办案期限何以被不断延长?羁押期限何以在持续延长的同时仍能规避超期?在制度改革方面有诸多畅想,如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化程序约束等主张,但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后手准备,即办案机关异化执行方式时,我们应当作出预防性应对。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果司法无“良心”,任何制度都难以真正发挥约束功能。当年在北大就读时,有师兄提出要发起一场“司法的良心运动”,彼时尚觉过于激进,如今看来,若无良心作为内在支撑,诸多制度便难以有效约束实践中的异化行为。

 

以下先分享几则案例,作为讨论的经验起点:

 

案例一:虚拟币盗窃案的期限困境。某小老板“凑巧”获得一部手机,该手机与案件调取的数据存在对应关系,但并无MAC序列号上的严格对应。案情显示:涉案红米手机侵入他人账户实施了虚拟币盗窃,但在案红米手机与实施侵入操作的红米手机无法形成对应关系;有证据表明,团队中负责技术的人员在返回石家庄之前将手机交予该小老板;且在返回石家庄之前,团队手机系共用状态;此外,丢币账户留存的痕迹及其中数笔转入最终赃款钱包的交易记录显示,两个钱包的IP地址属于同一号段。由此,本案是否构成盗窃罪本身即成为疑难问题。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反复延期。

 

今年初,将案件材料及数据分析结果转交司法系统内一位专业虚拟币专家审阅,本以为经其分析后当事人应可尽快获释,但截至8月,被告人仍被羁押于看守所。据该实务专家反馈,其所在办案组同时在办120余件案件,另一组则在办130余件,案件负荷之重可以想见。因此,或因办案人员哪一细节未能及时处理,嫌疑人就难以摆脱羁押状态。

 

案例二:西北某地的期限管理。在参与该案的电子数据质证中还发现,办案机关利用各种程序操作方法在管理系统中保持“未超期”的状态。就此询问一位曾在案管中心任职、现供职于研究室的法官,对方列举了多种解释路径。但个人觉得,其实质上是将超期换以其他名义加以遮掩,原本存在两至三次延期,经更名后便不体现为超期。

 

这类似于执行领域的“终本”(终结本次执行)制度,名义上执行完毕,实则仍未完成。这已不仅是文字游戏问题,而是司法良心问题。

 

案例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异化。若办案期限与羁押状态被不断延长,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某香港期货交易平台客服人员被在一宾馆内铐于椅上二十余日,这或许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际情况,甚至可能未履行任何手续便羁押。加密圈有言:“任何密钥和助记词都经不起五美元扳手的威胁和攻击。”羁押或封闭状态可能导致案件事实认定的失真。

 

据我最近学习的视频号的讲者王嘉铭律师的介绍,约90%的内幕交易及操纵证券市场案件系由“鹰眼”等大数据系统对交易异常的捕捉分析而发现。然而,客观数据仅为一方面,刑事程序中上述罪名之成立,尤其内幕交易罪,尚需证明主观故意,而该证明主要依赖口供。口供之获取,在长期羁押之下,很难不受影响。

 

近期加密圈人士叶俊德(身家约20亿美元)在巴拉圭从30层高楼坠亡,全身赤裸,室内狼藉,疑遭“扳手攻击”。在有形或无形的强制之下,一定会说些什么的压力,不言而喻。

 

总之,超期羁押与办案期限的不断延长,乃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不能以各种巧立名目的方式加以延续。

 

二、强制措施期限与办案期限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侦查羁押期限为例

 

侦查羁押期限在规范层面可归纳为三种类型:正常期限、“一键归零”型期限与弹性期限。

 

(一)正常期限:逐步延长的阶梯结构

 

正常期限呈现为逐级递进的延长机制。基础期限为《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的两个月。第一次延长(+1个月)适用于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之案件,须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第二次延长(+2个月)依据第158条,限于四类重大复杂案件: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且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须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第三次延长(+2个月)依据第159条,适用于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依第158条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之案件,亦须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整体结构可概括为“2+1+2+2”。

 

(二)“一键归零”型期限:重新计算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了两种使已消耗期限归于无效并重新计算的情形:一是“发现另有重要罪行”,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二是身份不明者,自查明身份之日起算。此外,改变管辖、退回补充侦查亦重新计算办案期限。此类机制使羁押期限在形式上始终处于法定期限之内,实质上却可能造成羁押状态的无限延续,可谓“一夜回到解放前”。

 

(三)弹性期限:最高层级的例外条款

 

第157条设定了最高层级的弹性期限,即“2+1+X”结构,适用于因“特殊原因”致“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案件”。其启动程序极为特殊,须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延期审理,期限无明确上限。

 

三、强制措施变更、解除规范的严密性与实践效果之间的落差

 

现行规范对强制措施的变更与解除作出了详尽规定,将到期解除、变更条件等各类情形悉数覆盖。然而,制度的严密并不等同于实践的有效。规范层面的完备,与实践中羁押期限的实质控制之间,是否存在显著落差,值得检视。

 

“一键归零”等制度设计本身即蕴含了可被利用的程序空间,在缺乏外部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规范意图与实施效果之间的背离恐难避免。

 

而且,我在调研时发现,有地方甚至有专门的办案场所,可以脱离上述法律制度的约束。这更加提醒我们可能过于激进的改革及措施,可能会带来应激性的法治倒退。

 

四、强制措施制度对策与异化风险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任何制度规范在实践层面均可能遭遇相应的规避策略。例如,北方某市曾实行全市共享单一看守所,现已废止;马静华老师及川大团队的实证研究发现,办案机关可能在不使用拘留、拘传等法定措施的情况下,用所谓“到案”理由及措施实质限制人身自由,待案件突破后再补办程序。由此可见,即便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废除,办案机关仍可能发展出替代性操作方法。

 

因此,改革的着眼点不应仅局限于废止某一具体措施,而应预判并规范后续可能出现的替代策略。比如,取保措施附加电子手环等更多限制,或可使办案人员更倾向于适用取保候审。在某市调研时发现,许多嫌疑人宁愿选择看守所羁押也不接受取保候审,原因是取保候审须缴纳2万元保证金,且事后可能不予退还,打工三个月亦难以挣回此数额。

 

另在南方某地,曾陪同两位警官移送犯人后,其中一位女警官给我的交流,至今印象深刻,他们均表示内心难受,被羁押者反而盼望早日判决以便转入监狱,因为监狱条件优于看守所。这表明,本应有利于当事人的取保候审制度,因保证金不退等实践做法,反而使当事人更倾向于选择羁押状态,但是那时未决羁押场所的恶劣条件,让被羁押者期盼早日入监……这就是制度的落实与实践与初衷及初心发生了根本性背离的活生生的例子。

 

五、司法良心与司法审查是完善强制措施制度的核心路径

 

因此,强制措施乃至侦查程序的完善,要寄托于顾永忠、陈永生等老师主张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者的内涵其实非常丰富,其中即包含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理想的诉讼结构应是立体的三角结构,不仅在审判阶段,在审查起诉乃至侦查阶段亦应如此。

 

但不能否认的是,司法审查虽然从长远来看,是改进强制措施制度最为根本的路径,然而,这一改革的启动和入法,也面临现实障碍。笔者当年预答辩时曾就该问题请教过当时在检察系统任职的博士同学。他说,其实之前曾有意赋予法院批捕权,但法院方面并不愿承接此项职能。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在权力配置上的深层考量,制约侦查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在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前提下,难以自动生成。

 

若干年前,在尚权律所与西南民族大学联合举办的尚权青年沙龙上,程雷老师就曾对我的这一核心思路发言提出了一个直击要害与灵魂的拷问:在中国语境下,司法审查改革的触发机制究竟是什么?现在回想,这个提问依然很具挑战。在现行体制下,推动司法审查制度落地的契机何在,尚需进一步探讨。限于时间,此处不展开论述。

 

综上,办案期限与强制措施期限的制度改进,既需精细的教义学分析与规范建构,更需正视法社会学视角下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张力。而最为根本的,或许仍在于司法者内在良心的唤醒以及制度性外部制约的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