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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雅丽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副院长

刑事分案处理制度作为共同犯罪审理的例外情形，旨在平衡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却在司法实践中偏离初衷，衍生诸多问题。本文结合具体案情，剖析制度困境、根源及完善方向。

一、案情概况

我曾办理一起涉及虚假诉讼的另案处理案件，牵涉多名司法工作人员和诉讼参与人。案件采用分案处理，涉案人员由不同机关分别立案，引发了证据质证难、量刑失衡等问题。

二、分案处理的制度初衷与实践异化

（一）制度初衷

共同犯罪审理以并案为基本原则，分案作为例外，需兼顾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其制度初衷在于：一是避免已到案嫌疑人因共犯未到案久押不决，保障及时审判权；二是减少案件积压，提升诉讼效率；三是分离特殊主体，解决管辖冲突。

（二）实践异化

当前分案处理逐渐偏离初衷，办案灵活性成为首要考量，甚至异化为办案机关规避程序约束的工具。在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其突破程序正义边界，出现滥用倾向，引发诸多突出问题。

三、突出问题

（一）口供补强规则被架空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仅有被告人供述不得定罪，但部分机关通过分案将共犯转化为“证人”，使“供述”变“证言”以形成形式印证。然而“证人”仍为利害关系人，其言词证据与被告人供述具有同源性，无法形成独立证据链，违背庭审实质化要求。
 

（二）被追诉人权利受损

对质权是保障陈述可靠性的关键，但法律未细化“必要时”传唤分案被告人的标准，该项裁量权完全归于法院。分案处理本就加剧案件事实认定的碎片化，叠加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偏低的现状，直接导致被追诉人的对质权被剥夺；同时，分案后不同案件的讯问笔录难以在庭审中有效质证，甚至存在非法收集的证据被滥用的风险，而被追诉人自身既无分案申请权、异议权，也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渠道。
 

（三）前案判决产生预断效力
 

分案后“先案”事实常被直接作为“后案”依据。民事领域预决效力存疑，刑事领域相关规定缺乏《刑事诉讼法》支撑，被质疑为自我授权，侵蚀后案法官独立裁判权，构成突袭裁判。
 

（四）量刑失衡

并案审理可全面厘清罪责，分案则破坏证据连贯性与共犯关系完整性，加之沟通不畅，易模糊罪责差异。尤其职务犯罪中，部分机关通过分案对行贿人减免处罚以换取指证，违背“行贿受贿一起查”要求，削弱反腐公信力。

四、问题根源

（一）法律规范供给不足

《刑事诉讼法》未专门规定共同犯罪分案，2014年《指导意见》仅规范侦查阶段、概念模糊且无最高法参与；《监察法实施条例》未明确分案规则，导致职务犯罪分案随意性大。

（二）监督机制虚化失效

分案审批仅需公安机关负责人同意，缺乏外部监督；检察机关兼具办案与监督身份，监督形同“自批自审”；法院对前案证据无实质审查，对分案异议仅形式回应。

（三）司法实践惯性偏差
 

司法机关长期“重实体轻程序”“重效率轻权利”，将分案视为破题工具，忽视程序损害；倾向内部协调分案争议，对前案判决存权威依赖，直接援引结论削弱后案公正性。
 

五、完善路径
 

（一）健全规范
 

借《刑事诉讼法》修订明确分案内涵与适用情形，多部门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细化流程；列举法定情形（如共犯在逃），以“法定+酌定”标准限定适用，坚持同案同审为原则。
 

（二）强化监督
 

赋予法院分案实质审查权；侦诉环节建内外联动机制，推行分案事前报批与理由说明，事后完善跟踪纠错；文书载明分案理由，保障当事人权利。

（三）保障权利

赋予被追诉人分案并案申请、异议权，将错误分案致损列为上诉理由；分案中被告人对陈述有异议的，法庭须传唤对质；严格限制前案预决效力，质疑原审事实需重新举证。

刑事分案处理制度的核心是平衡效率与公正，唯有明晰边界、强化制衡与救济，才能推动其回归程序正义本源，筑牢司法公正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