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权研究SHANGQUAN RESEARCH

毛立新  |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

新近发生的张庆方律师被海口中院驱逐出法庭事件，涉及《刑诉法解释》第311条第1款规定的合法性、适当性及如何正确解释、适用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该规定违反比例原则，造成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不必要限缩，缺乏合法性、适当性；当前实践中，应基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的更换辩护人行为排除在外。另外，我国目前立法限制委托辩护人人数为1-2人已无合理性，亦有修订改进之必要。

一、对于被告人更换辩护人次数的限制，应限定适用于“开庭审理过程中”，否则不具有合法性、适当性

从法理上讲，选任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在诉讼进行过程中，自然有权随时更换辩护人。因此，在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均未见有司法机关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换选任辩护人的规定。

在我国，无论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都没有限制犯罪嫌疑人更换辩护人的规定。唯独在审判阶段，2021年修订《刑诉法解释》时增加规定了第311条第1款，“被告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更换辩护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撰写的《〈刑诉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之阐释，增加该款规定的理由为：“被告人在开庭前、开庭后拒绝辩护人辩护或者更换辩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频繁更换辩护人，会造成法院反复多次开庭和过分的诉讼迟延，影响审判顺利进行。基于此，对于在非开庭时间更换辩护人或者拒绝辩护人辩护的，应当在充分保障辩护权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规范，以兼顾诉讼效率。从实践来看，允许被告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更换两次辩护人，可以保证其前后共有三至六名辩护人，足以保障其辩护权。”

可见，之所以增加规定第311条第1款，是因为“频繁更换辩护人，会造成法院反复多次开庭和过分的诉讼迟延，影响审判顺利进行”，故“在充分保障辩护权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规范，以兼顾诉讼效率”。从立法理由上讲，由于庭审进行中更换辩护人会导致庭审中断，为了保障庭审连续、不间断进行，实现集中审理；也为了防止诉讼参与人恶意拖延诉讼，保证诉讼效率，限制在庭审过程中更换辩护人的次数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是，由于涉及到对被告人辩护权的限缩，司法解释是否有权作出规定，值得商榷；即使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亦应由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而且，基于前述立法理由、规范目的，对于在庭审过程之外，包括开庭审理前或者开庭结束后，被告人更换辩护人并不影响庭审的集中审理和诉讼效率，法院断无限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故《刑诉法解释》第311条第1款规定“更换辩护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如果限定适用在庭审过程中，有其适当性。如果扩大适用至庭前、庭后及其他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之情形，则违反了比例原则，实质上构成对被告人辩护权不必要的限缩和克减，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有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问题进行审查。

因此，笔者建议，在下一步修订时，应由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予以规定，即使仍由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亦应将条文表述修正为：“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更换辩护人不得超过两次，但是不影响开庭审理连续进行的除外”。如此才符合“原则+但书例外”的立法范式，才能真正实现“在充分保障辩护权的前提下，兼顾诉讼效率”之立法意图、规范目的，才具有合法性、适当性。

二、当前实践中，应基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刑诉法解释》第311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的更换辩护人行为排除在外

（一）从文义上看，“一般不得超过两次”意味着必有“例外”，不能“一刀切”

我国立法上多有“一般”或者“一般应当”之表述，盖因实践情况纷繁复杂，“一般”之外难免有“非一般”之例外。此类规定的表述范式为“原则+但书例外”，先明确基本原则，再明确例外情形，如此才是结构完整、符合逻辑的法律规则。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之规定，先明确“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此为原则规定；接下来规定“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此为例外情形。

《刑诉法解释》及其他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均有大量“一般”规定，但令人遗憾的，大多并未采取前述《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原则+但书例外”之规范表述。从文义及逻辑上讲，“一般”即意味着并非绝对化、“一刀切”，必有“非一般”之例外。如果司法解释仅规定一般应当或者不应当如何，却不明确哪些情况属于“二般”之例外，一则在逻辑结构上不完整，二则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这在立法技术上是有缺陷的。

《刑诉法解释》第311条第1款规定“被告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更换辩护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仅规定了“一般”，并未明确哪些是例外，同样也是一个有缺陷的规定。但毋庸置疑，“一般不得超过两次”是原则，原则之外必有“非一般”之例外。法条本身未明确例外情形，实际上是给了司法人员以自由裁量权，授权司法人员根据规范目的和实践中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

（二）从规范目的看，“一般不得超过两次”是为了保障集中审理和庭审效率，对于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的更换辩护人行为不应限制

在《刑诉法解释》第311条第1款规定被修正之前，司法人员应当妥当行使其法律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对“一般不得超过两次”进行限缩解释，将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之情形排除在外。

如前所述，该款的规范目的是防止因被告人“频繁更换辩护人”导致“法院反复多次开庭和过分的诉讼迟延，影响审判顺利进行”，“在充分保障辩护权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规范，以兼顾诉讼效率”。即规范目的是在“充分保障辩护权”的前提下“保障诉讼效率”。基于该规范目的进行解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应有例外，对于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的更换辩护人行为不应限制。这才是对《刑诉法解释》第311条第1款规定作出的合乎目的、理所当然的正确理解。

例外情形包括：被告人在开庭审理之前或者开庭结束之后，即便多次更换辩护人，对庭审进程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或者虽然在庭审过程中，但被告人及更换后的辩护人并不要求重新审理或者休庭，同意继续开庭审理的。这些均不妨害庭审连续进行、不影响诉讼效率，应列为“但书例外”之情形，不应施加次数限制。否则，不仅无助于实现“保障诉讼效率”，还有损于“充分保障辩护权”，与规范目的背道而驰。

三、对于委托辩护人的人数，现行立法限制为1-2人缺乏合理性，至少应扩充到1-3人

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用多数辩护制，即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2名以上的辩护人为其辩护。

至于辩护人的人数，英美法系国家基本没有限制。被称为“世纪审判”的美国辛普森杀妻案，辩方有6名律师组成“梦幻律师团”集体出庭辩护。深受美国法影响的韩国、日本也是如此。韩国《刑事诉讼法》允许嫌疑人、被告人选任多名辩护人，并规定可由裁判长根据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指定首席辩护人，首席辩护人不得超过3人。这就是我们在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看到的场景，有99名釜山律师到庭为宋佑硕辩护。日本《刑事诉讼法》同样允许被告人选任多名辩护人，经被告人或者全体辩护人同意后由法院指定一名主任辩护人，只有在有特殊情况时，法院才能限制辩护人的人数在3人以内。英美法系以外，也有许多国家持不限制立场。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0条第1款明确规定：“一名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有权聘请数名辩护人。”

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将委托辩护人人数限制在3人以内。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1款规定：“选任辩护人的人数，不得超过3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任命不超过2名的自选辩护人。”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4条规定，审判长责令被告人选任1名律师协助其辩护，如果被告人不选任律师的，审判长或其委派的代表依职权为被告人指定1名律师，如果其后被告人又选定1名律师，前述指定视为失去效力。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沿袭德国立法，其第28条规定：“每一被告选任辩护人，不得逾3人。”

可见，除了法国、意大利对辩护人人数限制较严外，其他国家要么没有限制，要么限制在1-3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从实践需要看，在一些重大、复杂案件，尤其是一些罪名较多、案卷浩繁的犯罪集团案件中，将辩护人人数限制在2名以内，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要求。且基于控辩平等原则，既然对公诉人出庭人数没有任何限制，就不应对辩护人人数作苛刻限制。

从长远看，笔者主张全面取消对辩护人人数的立法限制，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立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多名辩护人，同时，为了保障法庭秩序和庭审效率，可在多名辩护人中确定1-3名首席辩护人，并将同时出庭辩护人的人数限制为不超过3人。目前条件下，我赞成有专家学者提出的将委托辩护人人数扩充到1-3人的建议（参见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版]》，第128页），该建议兼顾了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甚为可行，此次修法应予采纳。

来源：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