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论文FORUM PAPERS

1979年刑诉法颁布以来，刑诉法历经1996、2012、2018三次修订，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完善，实现了辩护从审判阶段到侦查阶段的覆盖。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刑事诉讼的两头，仍然存在着两个薄弱环节：一是侦查阶段的辩护，二是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尤其是侦查阶段的辩护，目前最为薄弱。

而从应然性和必要性而言，侦查阶段辩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值得高度重视。

主要原因：

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基本上还是案卷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结果基本上决定了起诉、审判结论，冤假错案的发生，追根溯源也都是因为侦查阶段出了问题；

二是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推进，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诉讼进程加快，审判程序明显简化，当事人诉讼权利有所克减，辩护空间缩小，如果审前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也不充分，案件质量就难免会出问题。

因此，学术界、实务部门和律师界有必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侦查阶段辩护制度。对此，我有以下建议：

一、将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提前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讯问前

1996年刑诉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删除了“第一次讯问后”中的“后”，并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是“辩护人”。仅从字面看，似乎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第一次讯问”前或者过程中就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不必等到“第一次讯问”结束后。但实际上，不仅讯问前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讯问过程中同样也不可能，实践中都是在第一次讯问结束后，甚至是在结束后很久，才能会见上犯罪嫌疑人。

但恰恰是在到案后、讯问前、讯问中这个时间段，犯罪嫌疑人最需要律师帮助。正是因为此，为解决委托律师、法律援助律师难以及时到位的问题，英国、日本等国家才创设了值班律师制度，由值班律师为到案后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应急性的法律服务。而我国的值班律师，恰恰在这个环节没有发挥出作用，而是把主要职能定位在为“认罪认罚”进行见证上。这是个方向性的偏颇。因为值班律师的功能，应定位于“急诊科大夫”，为到案后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法律帮助，而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则应由法律援助律师承担。

到案后的讯问阶段，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最需要法律帮助的阶段，也是最容易出现不自愿供述、虚假供述的阶段，必须保障律师及时介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因此，应将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时间，明确为“到案后、第一次讯问前”这个时间段，由犯罪嫌疑人聘请的辩护律师或者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会见辩护律师、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会见权，既是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更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会见辩护律师、获得法律帮助，这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会见难，表面看是侵犯了律师的会见权，其实是侵犯了当事人会见律师、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会见难”问题，主要原因：

一是立法层面，刑诉法规定“危害国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两类案件会见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两类案件的范围界定过宽，监察委留置对象目前则完全不允许会见律师；

二是在执法层面，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和办案单位违法限制律师会见，在“三证”之外增加不必要的手续，对“两类案件”之外的案件也要求办案机关批准，这在涉黑涉恶案件上表现突出；

三是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律师会见量剧增，一些地方看守所的会见室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正常的会见需求。

上面三个方面问题，都需要解决。近来，看守所会见场所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逐步解决。但前两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解决的出路，我认为首先在立法层面，应当明确被留置的对象，同样有权会见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其次，应该明确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的法律后果，增加规定程序性制裁措施。考虑到侵犯会见权实际上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进而影响到其供述的自愿性，因此，应当规定在此期间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违法限制会见的问题。

三、对批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允许律师阅卷和发表意见

在无罪判决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审前辩护的重要性凸显。同时，在“捕诉一体”后，捕后不诉的概率降低，捕前辩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但根据目前的立法和实践状况，审查逮捕阶段的律师介入，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一是侦查机关提请批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逮，往往不通知律师，使律师难以及时介入；

二是检察机关审查批捕，目前仍然是行政化的内部审批程序，缺乏三方参与的诉讼构造，律师介入和发表意见均没有平台；

三是律师在侦查阶段对案情的了解十分有限，对报捕案卷没有阅卷权，难以发表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

为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审查逮捕程序的审查、过滤功能，充分发挥律师在该程序中的作用，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以下改革：

一是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逮案件后，应当立即通知辩护律师；

二是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采用听证的方式，听取侦、辩双方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再做出是否逮捕的决定；

三是赋予辩护律师对报捕案卷的阅卷权，以便辩护人更多了解案情和证据，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

另外，在逮捕之后，有必要定期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允许辩护律师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延长羁押期限，改变羁押期限跟着办案期间自然顺延的局面。

四、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对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否自行调查取证，刑诉法不是很明确，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规定。

另外，刑诉法目前仅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材料，没有规定可以申请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材料，有必要补充规定，以提高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获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据材料的能力。

五、强化对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产措施的司法救济

近年来，中央不断强调对公民尤其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问题，而侦查实践中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的适用长期以来存在混乱，亟需解决。

解决的路径：

一是可以考虑强化司法救济，对侦查机关违法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措施的，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不仅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控告，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是可以考虑将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逐步由公安机关移交给检察机关。

六、保障辩护律师对程序性事项的的知情权

侦查机关在变更强制措施、变更羁押地点、向检察机关报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均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保障律师对这些程序性事项的知情权。